注：电影《柯南剧场版13：漆黑的追踪者》保持了柯南这块招牌一贯的水准和不断进步的精致度。而且惊险程度大大提高，片中黑暗组织成员通过调查一步步证实柯南身份的过程扣人心弦；片尾柯南单独面对黑衣组织战斗直升机的情节险象环生，枪林弹雨中急中生智的拼命一跳使直升机破损，这一最后巧妙设计令人叫绝。

人在股市这江湖上漂啊漂得久了，忽而膨胀，忽而幻灭，因此，总是希望有些内幕、跟个强庄才心安。此种情境下，关于“国家队”、“敢死队”的种种传言，以及自告奋勇的胆大妄为者，如“带头大哥”之类，当然应运而生。如今，经历国庆阅兵、歌舞等盛景，人气相当振作，再加上汇金增持的消息，股市于是便很有些令人意外的模样。即使是有三十多个创业板公司换着班地伸手要钱，沪深主板市场也在较低的成交水平下，呈现了一个应算是相当平稳而理想的节后开局。

特别是汇金公司对工行、中行和建行新一轮的增持行为，尤其受人关注。虽然从公告测算，汇金公司此番总投入累计也不足3亿元，但要害在于其许诺将继续增持的想象力。要知道，去年9月18日，在市场低迷的时点，据说正是汇金公司入市之后，指数才初步实现企稳。彼时，汇金公司总投入据报道也不过10亿元，就成功地实现了“四两拨千斤”的效果。如此，汇金公司今天的行为又被普遍欢呼为政策面及时的利好支持，也就不奇怪了。

但需要指出的是，资本市场如果真有规律存在的话，那么唯一的规律或许就是“变”。

简言之，这个“变”就等于是说，昨天如此，今天未必如此，历史并不是总能告诉现在什么是未来。具体地说，汇金公司作为一家国有金融投资企业，以其有关银行第一或第二大股东的身份，对相关股权进行很小规模的增持，此番并不适宜被过度解读甚或被过度拔高成官方对整个市场吹响做多冲锋号的讯息。举个简单例子，即便是去年9月18日汇金公司进场之后，沪深指数实际上又从当时2000点附近，下跌到1600多点，两度跌幅也几乎接近20%。可见，除去对标的银行股的二级市场价格有一定支持作用之外，“汇金效应”也并非“专治各种下跌”的灵丹妙药。

从国际经验看，比较可信的判断现时股价低估的证据，应是上市公司在二级市场自行回购并注销股份的行为。而所谓大股东的增持、减持，内在动因和行为逻辑则相应复杂得多，其中多存在大股东自身的经营诉求，并不适宜被其他的市场参与者简单地用作有关公司价值判断的依据。当然，也更不适宜被人轻易当作整个市场判断顶底的标志。

再举一例，占据两市最大权重的中石化和中石油上市公司股权结构中，中石化集团与中石油集团的持股比例分别是76%和86%左右，较之汇金公司在三大银行当中的股权比例高得多。这样，如果有一天这两家集团因为资金因素，选择在保持绝对控股地位前提下售股，难道就要被市场理解为指数要崩盘的标志吗？

两相对照，当立现直线思维的脆弱和简单结论的不靠谱。

更何况，汇金公司本身既非平准基金，当然也不具国家为市场背书的意义。再进一步，即使未来我们当真有了所谓平准基金，那么，从有关国家和地区看，能面对市场屡战屡胜者其实也寥寥，并不值得那些寄望暴富者委以身家重托。

客观地说，既然每个善良的投资者都希望，我国的股市能逐步发展成为一个令西方称羡的规范、成熟的市场，那么，除了监管者努力之外，投资者自己也先要在心态上成熟起来。而所谓成熟者，一曰独立，二曰从容。就像余秋雨在《苏东坡突围》一文中曾写道的那样，“成熟一种不再需要对别人察言观色的从容，一种终于停止向周围申诉求告的大气，一种不理会哄闹的微笑，一种洗刷了偏激的淡漠”。以此收尾，算是因汇金消息案例有感而发，又或许能对那些时刻纠结于恐惧与贪婪中的投资者能有所助益吧。

 

 

建国一甲子，成绩几箩筐。其中，总量层面的数据傲然乎同侪自不必说，在产业、城乡等结构领域，也很有些光鲜的指标，显示着我国经济不仅在增长，而且也在发展。近年来，随着政绩考核对短期增长速度的认可度有所降低，民生领域的城市化率（一国或地区城市人口占全部人口的比率）指标逐渐引起重视，成为用来衡量国家和地方经济发展水平的新的时髦指标。

毫不奇怪，在国家统计局为国庆总结的系列辉煌数据中，我国城市化水平的提升就赫然在列——城市化率从1949年解放初的10.6%提高到2008年的45.7%；城市总数由132个增加到655个；城镇人口达6.07亿城镇人口，百万人口以上特大城市达118座，还有超大城市39座……

顺着这一思路放眼望去，如下结论似乎顺理成章：某地农民转换户籍成了市民，则意味着人的性质立时脱胎换骨；倘若此地若干村落进一步升格成小城镇，乃至再进入城区序列，则治理功绩差不多可算彪炳了。这么推演开来，以人的身份测算发展程度，比以人的荷包来测算，其实也先进不了太多，而以城市化衡量地方经济发展的逻辑，也并不那么牢靠。

但在主流语汇中，似乎却并未意识到上述问题的存在。乃至国庆之际，官方对此依然热望殷殷——“再过10年，城市化率可望由现在的45%左右上升到55%左右，城乡人数比将发生根本转变，”“再过40年，我国四分之三的人口将居住在更多绿地和清新空气的城市。”可见，关于市民增加、城镇增加即为发展标志的新迷信正高涨并在强化。如不尽早予以证伪，一旦城市化率指标的意义被信以为真，乃至被列入“十二五”规划目标序列之中，则害莫大焉。

先要承认，某些人对农村城市化、农民市民化的不恰当期待是有历史原因的。立国之初，我国是一个典型的农业国，执政者长久以来是在苦求工业化和工业的现代化。近些年，则是在少数地区第二产业比重滞涨时，寄望于推高第三产业比重。与此相适应，以二、三产业为支柱的城市，在现代化水平、发展层级方面，似乎理所当然地高于第一产业占据绝对比重的农村。

但也要指出，上述因历史、因国情而形成的“城市迷信论”其实是缺乏国际经验支持的。有例为证，在《2009年世界发展报告：重塑世界经济地理》中，韩国的城市化率比日本高15个百分点，而后者人均GDP约是前者一倍。目前，日本的城市化率不足70%，也不到经济地理学者认为的所谓“逆城市化阶段”。相信这两个亚洲近邻在统计口径上差距有限，但应没有多少人据此就一口咬定韩国经济发展水平领先于日本。

从此出发，当前我国以城市化、城镇化进展来衡量民生水平、经济发展的风气已应尽早引起警惕。笔者认为，城市化决非衡量经济发展水平的关键指标，低保救助、就业保障、教育公平、医疗援助等才是增长之外社会文明、经济发展的标志性举措，理应成为群众满意、政绩考核的“硬杠杠”。在国家层面，中央政府宜专注于地域、户籍间的福利取齐，推动民众族群平均福祉的公平化进程；在各地层面，地方政府宜更强调循序渐进、科学发展，既不宜以行政力直接推动新增农村人口“身份进城”，更不宜以必经过程为理由坐视或合谋地价、房价操纵。

再进一步，即使是所谓我国改革以来的城市化“奇迹”，数据基础也相当可疑：一者，上世纪八十年代的突飞猛进有“知青返城”因素存在；二者，当前的城市化率水平则因未充分纳入进城农民工而存在显著低估问题。

换言之，当前以城市化率衡量社会经济发展的做法是无法令人信赖的。如果，一任某些地方、部门醉心于城市化率指标，或者规划目标早已实现而不自觉；或者多数被置入城市丛林的人并未能享有更多绿地和清新空气；或者在有意无意中，又人为造出农村和城市、农民和市民、以及农民和农民之间新的福利鸿沟。

凡此种种，不仅是因小失大，而且几乎是南辕北辙了。

上周应该被称作“峰会周”，胡锦涛主席一次出访，即在短时间内积极参与了联合国气候变化峰会、第六十四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安理会核不扩散与核裁军峰会、二十国集团领导人金融峰会等四个峰会。各国高层会晤、磋商当然也带来了丰硕成果，仅就上周末刚结束的金融峰会论，各国领导人都承诺在经济复苏更为确定前维持经济刺激措施。

有意思的是，此前一段时间，世界各国中却很有些议论“退出策略”的声音。不仅在中国，一些欧洲国家的政治家甚至在九月前后还在暗示，如果匹兹堡峰会无法就该问题达成共识，欧盟将于2010年初就“退出策略”进行讨论。经此次峰会确认，这些声音或可消停矣。用学术语汇而言，峰会的公报内容和若干经济事实提供给了我们一个很好的“贝叶斯推断”的机会——复苏力度和可持续性仍然存疑。

之所以存疑是不缺乏佐证的。

周五，美国公布的系列经济数据喜忧参半，给金融市场带来了明显压力。有意思的是，金融市场曾经在周二对美国的房贷违约情况创纪录上升表现“置若罔闻”。但随着一连串消息的打击，也不再“执迷不悟”了。即使是探讨“退出策略”较积极的欧洲，上周在收获多个主要国家采购经理人指数（PMI）增长喜讯的同时，也不得不面对法国8月消费支出下滑等杂音。而前些时还将出口复苏当作经济回稳信号的日本，上周也传出了8月出口较上年同期大减36.0%，连续第二个月环比下降的坏消息。

这些都表明，各国领导人对当前经济形势是正确和审慎的，而峰会的成果如果真正能够落到实处，也将根本地有利于全球经济下阶段的继续复苏。

不过，笔者在此前的周论中也曾提到，一旦复苏开始并面临波折时，全球最需要警惕的并不是所谓的流动性异动，也不是通胀威胁，而是各国之间“以邻为壑”思潮的暗流泛滥，表现在贸易领域是贸易保护，表现在货币领域是汇率操纵，表现在政治领域就是民粹论调显化。这些都有悖于我国所倡导的“和谐世界”主旨，应尽早引起我们和世界其他抱有善良愿望国家的警惕。

必须看到，最近一个月，中美之间的贸易摩擦从轮胎“特保案”到铜版纸，又蔓延到出版物，这当是贸易保护已在主要贸易伙伴国之间开始的征兆；而美国财长盖特纳最近的表态，声言“强势美元对美国非常重要，美国有特殊的责任，维持美元在国际金融体系中作为主要储备货币的地位”，则应被视作是美国决意干涉美元汇率的讯号。尽管我国政府多次对美国的贸易保护和贸易制裁行为提出过提醒，但效果总是不佳，最近的两宗争端爆发时机更加耐人寻味，有必要通过更高级别的争端解决机制予以尽早处置，否则，一旦放任美国政府操作贸易政策、伤害中国外贸利益，则可能给予对方不恰当信号，使我国的美元资产受到下阶段美国货币政策调整的更严重伤害。

事实上，一轮危机之后，美国企业的实力仍在，而美国政府对经济的管控能力也大大提升。比如，上周三，经过欧盟执委会批准，美国的贝莱德公司(BlackRock)以135亿美元现金加股票收购巴克莱的投资部门，前者以2.714万亿美元的资产规模一跃成为全球最大的资产管理公司。而周四来自美国不良资产救助计划(TARP)的督查官员的观点——该国纳税人有可能无法全部收回投入金融企业、汽车业和房主的巨额援助资金，则暗示美国政府对市场输血的强度大过此前的所有猜测。

从笔者的视角看，在危机下半场，美国已开始贸易保护、金融监管等领域表现出明显的“不合作”态度，随着经济体质复苏，美国未来可能连危机始作俑者的责任都不再乐意承担。

从此出发，我国在积极参与峰会之外，更要秉持“听其言、观其行”的态度。一言以蔽之，决定世界经济复苏和我国经济回暖进程的因素，当在峰会之外。

 

 

 

 

随着全球化进程的深入和各国之间沟通诉求的高企，各类别的峰会也日益增多。但无论是各国的最高领导人峰会，或是财政、金融、智库等专门峰会，近年来，议题当中的金融监管、环境保护等，总让民众感觉有些大而空泛、利益牵连面广但与自身利益关联有限，每每达成初步一致但又没了下文。笔者以为，以本次匹兹堡G20峰会为契机，努力让议题贴近中国利益，分步落实有关协议，谴责保护主义，或许是近些年来开始尝试参与国际舞台的我国政府，在积极参与会议之外，宜投入更多精力来解决的关键问题。

必须承认，峰会召集者的本意应是好的，总力图以最高负责人会议形式解决一些世界所面对的重大而根本的问题。但是，我们也要看到，峰会这一形式并非万能，由于各国的利益差别，它也面临种种问题。

其一，峰会的与会者决定了话题更靠拢西方诉求。以即将召开的G20峰会的形式演变来看，参与者“二十国集团”成立的时间不过十年。而“二十国集团”的构成则又多为此前的“西方七国”成员、欧盟，以及传统上亲西方的韩国、澳大利亚、南非、土耳其、巴西等国，以二十国的比例看，议题自然要顾及到西方社会传统上的普遍需要。即使是2008年首次峰会，也主要由于西方世界受到危机困扰，这才有了欧美向新兴市场放下身段倡议应对挑战的举动。随着危机剧烈波动期暂时过去，西方国家又更多地开始谈论起倾销、气候变化等题目。

其二，西方政治体制掣肘了各国取得一致的议题落实。从经验看，西方政治框架内的分权体制很容易成为峰会议题难以落实的一个籍口，一些明显有利于世界而不利于某些国家自身的议题，在艰难达成各方一致后，又因某些国家自身立法部门的冗长争论而横生枝节。本来，峰会特点正在于行政部门首脑代表各国利益的博弈，有关议题本应经过各国政治框架内的充分沟通和协调，取得代表性意见。如果花费时间和精力达成的结果，因为某些国家内部无休止的争论而悬空，则其实无异于浪费峰会资源。

以上两点也造成了参与峰会的发展中国家成员的利益无法得到有效维护。众所周知，世界经济游戏中的力量从来不是平衡的。发达国家拥有技术专利、生产规模、研发人才、营销管道等多方面优势，而发展中国家则一直处于明显弱势。发展中国家参与峰会的初衷是期望唤起重视，期待通过沟通来加快解决某些制约发展的问题。如果参与峰会的发展中国家提出的议题不能得到有效的、持续的关注，达成的一致不能在某些发达国家内部得到高效的、顺畅的执行，以后，发展中国家政府乃至民众对所谓全球峰会逐渐失去兴趣也将毫不奇怪。

需要指出的是，上述三点问题在G20峰会上恰可以找到明显例证。

2008年的华盛顿峰会据称在改革国际金融体系、消除贸易保护主义、建立金融危机预警系统乃至加强合作监管等方面取得了共识。而一年之后，国际金融体系的根本秩序没有调整，贸易保护主义卷土重来，金融危机预警被漠视，而最需要监管的美国则明显表现出对“被监管”的冷淡。

今年峰会的伦敦预备会上，与会者又再次提出要避免任何形式的保护主义行为，主要储备货币发行国应加快信息共享和政策协调，加强各国在金融监管方面的合作，保证国际金融机构改革中新兴和发展中国家的更大发言权。但言犹在耳，四个月后，中美贸易冲突因“轮胎特保案”显化，经过增资后的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仍是西方份额远大于新兴市场国家份额，世界仍在担心美元泛滥的不确定性。

凡此种种，都说明不仅讨论沟通是重要的，而且和谁讨论、讨论什么也是重要的。我国政府积极参与国际峰会当然必要，但参与的同时，也宜对来自西方世界的对手多变的态度、实用的话题、漂亮的辞藻和客套的表态保持警觉，尽力推动话题向我们更关心的出口、能源、技术等话题倾斜之余，还宜更强力地督促其他各方谨守此前承诺，并释放足够诚意来纠正行为。

如此，只有贴近我国的国家利益、贴近我国的民众需要，林林总总的全球峰会也才有积极参与的必要。

 

 

 

 

 

几天来，中美之间因轮胎“特保案”而起的贸易争端迅速发酵，几乎到了街谈巷议的地步。当局者、研究者乃至旁观者皆沉迷其中——一边是不管不顾、自娱自乐地将轮胎股炒得鸡犬升天，然后高台跳水；另一边则是怒火中烧、一意孤行地放大消息的负面要素，乃至国内已有某些自许主流的媒体高效启动了网上投票，并更高效地宣称“有98%的投票者认为中国应该坚决地对美国采取贸易报复措施，有90%的投票者认为，中国有足够的经济实力与美国打一场贸易战”。必须指出的是，这样轻率地看待贸易战，以及如此乐观地评价贸易战的前景，是非常不负责任的。

一言以蔽之，在网上轻点鼠标抒发“爱国豪情”当然来得痛快，但是否这并不坚实的民意就能够完全替代国家经济实力，其中，又有多少喊打喊杀的“战争幼稚病患者”能够承受贸易争端带来的产业萧条、失业增加等负面后果，恐尚是未知数。何况，据笔者有限的见识，似乎在实际中，中国迄今也并未因经济原因发动或参与过双边或多边的全面贸易战，遑论“实力足够”。

“贸易战”云者，应算是贸易领域的“战争”吧。而战争即仿若赌博，赌赢当然爽呆了，但赌输了将一无所有。而举凡大千世界，动辄押上身家的多是逼急了眼的破落光棍，理性、负责的人实不宜凑趣掺和此类叫嚷或曰呛声。

在原理上，贸易是经济的一部分，经济的背后是政治，政治的背后又是军事、地缘、宗教……因此，对中美之间短期内的贸易争端，也暂不宜复杂化、扩大化。如今，一旦受迫，快速启动反制手段当然必要，但仅以目前阶段的情势论，还没到单挑乃至呼朋引类一起来掐架的地步。

一者，中美爆发贸易争端并不罕见。仅以最近五年来看，美方对我国出口的纺织品、家具、纸制品等都有过反倾销调查的案例。同时，中日之间、中欧之间也都有过贸易摩擦。在一个贸易全球化的时代，国家间有些不大不小的矛盾是正常的。作为一个打算参与世界经济航船掌舵的大国，犯不着因为一点矛盾，便要由着性子非要把仇家踢到海里不可。

二者，中国主动扩大贸易冲突并不明智。目前，目前我国国内除原材料外几乎所有产业都存在产能过剩，去年以来的经济刺激计划实施后，在消费、投资、出口“三驾马车”中，仍只有出口毫无起色。数据显示，今年前8个月，我国前三大贸易伙伴中，中欧双边贸易同比下降20.7%；中美双边贸易同比下降16.4%；中日双边贸易同比下降22.1%，此时发起贸易战，无法起到拉动出口的根本目的，徒有快意恩仇的瞬时高潮。

三者，中美之间共同利益远大于矛盾分歧。客观地看，奥巴马此番选择对华轮胎设限，又选择在匹兹堡召开G20峰会，都有迎合、安抚失望情绪强烈的钢铁业界的意味，可谓是这个“危机总统”在国内经济困境中把玩的政治平衡术。但也要看到，中国作为崛起中的大国，与旧秩序的中心国家之间仍需要进行广泛的合作和沟通。在当前阶段，无论是国家财富、科学技术、地缘政治等，中美之间的利益共同点是多方面的，贸易领域的摩擦仅是局部矛盾。

这样，在G20峰会即将召开的前夕，中国正不妨善用中美贸易冲突的题材，督促美方及其他国家采取多种手段弥补、纠正贸易领域的不恰当行为，以此来争取广泛支持和同情，将未来潜在的、更大范围的贸易争端消弭于萌芽阶段。与此同时，也可以有限的几次贸易报复案例为借鉴，汲取识别争端风险、完善双方沟通管道、控制冲突范围程度等经验，防范世界经济震荡期延长、贸易矛盾多发等未来可能的不利局面，争取尽早为更大范围的贸易争端做好预案。在这场百年不遇的经济危机中，实有必要倡导坚持“未病先防、已病防变、已变防渐”思路来解决代表性症结。

最后，亟需提醒的是，无论传媒或是学界，均有义务帮助民众厘清头脑，清晰地切割经济与政治、贸易争端与政治对立，肆意把小问题忽悠大、把简单问题复杂化的做法，固然有吸引注意力的效果，但绝不是赢得尊重的长久之道。笔者迄今记得，在2007年11月某天，次贷危机已爆发并渐深化之时，美国当时的总统乔治·W·布什在其每周广播讲话中仍不忘告诫民众，切不要把对贸易争端的仇恨演变为民粹主义的敌视。

这一有些提前的劝告，此时或许正适用于我们。

张qq同学转来了五岳散人的评论，“给90后说说什么是江湖规矩”，文章未及细看，毕竟讲的是常识，消息倒是令人惊讶。说是据《环球时报》报道，9月8日，在国内互联网上，一个声称代表“90后”的网站给中国国庆60周年的“另类”献礼，吸引了不少眼球。其宣言曰:“谁说90后不青春飞扬？谁说90后不热爱祖国？”“如今时代在变，科技在飞速发展，爱国有了多种多样的形式。”这个名为“90admin”的网站还声称，要“黑掉国内外一切反动网站”，为祖国生日献礼。

其实照我看，五岳同志大可不必评论此事，一者，时事评论该有点自己的品格，而不是为昏话张目，很多事情你不理它，几小时之后就淹没在信息大海中了，你一旦认真，别人就偷着乐，反倒帮衬了这帮毛头的小鬼主意；二者，比这重大的不靠谱事情更值得关注，费劲找芝麻开战，不如努力去打苍蝇。

至于这条信息的本质，从所谓《环球时报》的来源即可得知其娱乐性内涵。何况，还有所谓的代表云者，这么小就想代表自己的同类，玩弄老套路出镜搏出位，可见没什么出息。只是这“超限战”的思路，倒是值得昔日创出这套混不吝策略的人反思，最早是乔良吧，后来咱们郎咸平也借用了一把，搞了个《金融超限战》的玩意。事实上，就是在早几十年“xx恐怖”的翻版。没网络的时候，可以火烧英国代办处，有了网络，那就黑了丫网站即可。一脉相承，何遑赘述？

有意思的是所谓反动的说法，这么小就知道世界非黑即白，自己革命，别人反动，两把板斧且由着性子抡起来，管他祝家庄、扈家庄地一路砍去，千百万人头落地血流成河，管他则甚，我痛快了就好。要我说，这毛病不能叫挥洒青春，叫挥霍青春差不多。给这帮孩子补课比较必要，要补的不是奥数，那玩意对培养正常智商没用。补一补《七十年代》这本书我看就很好。

顺势推荐北岛，李陀主编，三联出品，《七十年代》。

里面有偷听敌台的阿城、“偷书”的朱正琳，画《西藏记忆》的陈丹青、创办《今天》直到今天的北岛，在全民所有制文工团混的王安忆，“太阳总队”的张郎郎、工人蔡翔、农民阎连科，还有徐浩渊给被多多曲解的昔日诗歌圈子正名……

《环球时报》还说，北京大学教授张颐武9月8日表示，提出“黑掉”反动网站为祖国献礼，虽然年轻人的这种做法不可取，但这种情绪是有原因的。西方网站常对中国进行不公正的、甚至是歪曲的报道，引起了中国年轻人的反感。嗯，里面没有张颐武，幸好。

果然北京大学和老燕京不是一回事。现在，又要不加区别地要提高教师待遇，就此来看，我反正就觉得荒唐。

 

江湖频发怪事，原因也简单，40年代的人已经逐渐离开舞台中心，50年代渴望权力和享乐，60年代的默不做声，70年代的做不得声，80、90年代的人则在众老者爱怜的目光中胡乱发声。如是，当然妖风四起、鬼怪横行。

幸好还有北岛，幸好还有这个能从革命话语中脱身，而以沉静的笔调写过去的人。当然，他和他的朋友并不是救世主，但至少年轻时想过作救世主，现在没有英雄的年月，他们算是最早醒来打算做普通人的人。

所以，既然生命总在重复过去的故事，那么不妨让我们也相信，无论如今如何纷乱，慢慢总会好的，90后中的某些人，慢慢也会好的。

昔日，郭路生的诗不就打动过北岛么？

 

当蜘蛛网无情地查封了我的炉台

当灰烬的余烟叹息着贫困的悲哀

我依然固执地铺平失望的灰烬

用美丽的雪花写下：相信未来

 

当我的紫葡萄化为深秋的露水

当我的鲜花依偎在别人的情怀

我依然固执地用凝霜的枯藤

在凄凉的大地上写下：相信未来

 

我要用手指那涌向天边的排浪

我要用手掌那托住太阳的大海

摇曳着曙光那枝温暖漂亮的笔杆

用孩子的笔体写下：相信未来

 

记得李零说，八十年代后，时间提速，生命贬值，跟钞票一样。现在的十年，顶多也就是过去的一年，或者连一年都不如。人的一生就像一片树叶，同一棵树上的叶子，每片都很相像，秋天落了，明年还会长出来。

 

反正大家都有这么一辈子。

 

在年龄面前，人人平等，谁也不用骄傲，谁也不用惭愧。

 

扯点别的，京剧《红鬃烈马· 武家坡》里面，薛平贵唱得好，“少年子弟江湖老，红粉佳人两鬓斑。三姐不信菱花照，不似当年在彩楼前”。随后是王宝钏的感叹：“老了，老了，十八年老了我王宝钏”。

 

现在的孩子，他们会明白的……

 

 

 

纪念杨小凯逝世5周年

 

我读过不少关于文革的回忆录，其中杨小凯先生的《牛鬼蛇神录》是最奇特的一本。不，奇特这个词不够，更确切的说法是荡气回肠。

 

其他回忆录大多也很好看——那个年代的故事，想不好看都难，比如梁衡的《革命之子》、杨若的《吃蜘蛛的人》、高原的《根正苗红》、徐景贤的《十年一梦》等等。但这些人的故事大多情节类似：主人公们开始如何狂热地卷入文革，后来发现无论派系如何，最终都无法逃脱革命的“绞肉机”。在革命的漩涡中挣扎时，唯一的救生圈就是毛主席。红卫兵们在广场上木偶人一样挥动红宝书，保守派造反派打来打去其实都是保毛派，文革红人聂元梓、蒯大富、王力、王洪文再狂妄自大，一句“这是毛主席的意思”立刻就蔫做一团。所有这些情形令人毛骨悚然。悚然之处不在于红色恐怖的残酷本身，而在于在亿万颗大脑中，只有一颗被允许自由转动。960万平方公里上，8亿减1个行尸走肉在游荡。

 

相比死亡、流放、批斗，我总觉得更残忍的是人的非人化，是一个人把自己的大脑交出来，给别人喂狗。相比一万人愤怒高喊“打到王实味”，更残忍的是王实味痛哭流涕请求党的原谅。这大约是为什么顾准的文字后来能够风行起来——人们发现，啊不，不是8亿减1，而是8亿减2，那个年代竟然还有人在偷偷使用自己的头脑！

 

《牛鬼蛇神录》则是一个更大的安慰。它告诉后代，在广场上的木偶人之外，在人与人之间相互告密批斗之外，在汉语已经被摧残得味同嚼蜡之后，在知识分子们战战兢兢地寻找最肮脏的词汇来羞辱自己时，还有一批人——不是一个两个，而是一批人——在独立思考。在亿万个人向着“红太阳”狂奔而去时，还有人在悄悄转身，手持烛光，逆流而行。

 

1968年，年仅20岁的杨曦光因为写下反动文章而被逮捕，入狱数年，于是有了这本为其牢友画像的《牛鬼蛇神录》。通过他的回忆，我们看到思想超前、因言治罪的刘凤翔、张九龙， 因家破人亡而反抗暴政的卢瞎子雷大炮，因为扒窃、男女关系而入狱的刑事犯向土匪王医生，还有很多象杨曦光这样因为“太革命”而成了“反革命”的造反派。

 

奇特的是，失去了人身自由，杨曦光的精神自由却从此开始。同龄人的思想启蒙始于80年代，杨的启蒙却始于60年代末长沙的小牢房里。整个书中，最令人动容的是杨曦光和张九龙、刘凤祥、程德明的友谊。是和这些人在监狱角落里的窃窃私语，为他打开了一扇天窗，让他开始用一种全新的眼光审视反右大跃进文革、资本主义社会主义、阶级专政、中美苏关系……窗外是革命的血雨腥风席卷飘摇的中国，而一个长沙监狱的角落里却光线澄明，一个被颠倒的世界沉没下去，一个透明的世界重新浮现。反讽的是，由于政治犯的高度密集和共同的贱民身份，在当时中国这个“大监狱”里，杨曦光所在的“小监狱”反而思想最自由，成了“书中的巴黎”。

 

然而此书又是残酷的。杨曦光对这些“贱民”的故事娓娓道来，告诉你他们的勇敢、坦荡、诚实、智慧，“引诱”你爱上他们，然后笔锋一转，托出他们血淋淋的下场。试图走“格瓦拉道路”的张九龙在一打三反中被判处死刑，喊反动口号的粟异邦被刺刀捅入口中活活刺死，组织劳动党的刘凤祥被枪决……一代人中最杰出的思想者被赶尽杀绝。如果说林昭的冤魂也许还可从其死后荣耀中获得稍许安慰的话，象张九龙、刘凤祥这样默默无闻地消失在黑暗之中的人呢？以及更多甚至没有杨曦光式记录的人呢？

 

这大约是为什么杨曦光写了这本《牛鬼蛇神录》。他不能让这些人就这样无声无息地坠入记忆的黑洞，于是他用此书给他们铸造了一个人民英雄纪念碑。杨在书的前言中表示，他相信即使50年后他已不在人世，这本书还是会被人记起。也许他过于乐观了，一个忙于前进、前进、前进进的民族没有多少时间留给追忆。但至少我在有生之年不会忘记此书，不仅因为其中那些令人动容的人物，也因为它拯救了我对人之尊严的信心。我曾几乎相信在残暴面前人会必然变得猥琐，但即使是在“夜，最漫长的夜”里，也还有青草从地缝间细细簌簌地成长。

 

 

 

 

 

 

 

 

 

 

 

 

 

 

 

 

 

最艰难的时候已经过去，这个说法近来大为流行。可是，这句含义相当模棱两可的谶语显然是无法证伪的。因此，我们大家最好暂把它作为是纯粹鼓劲打气的口号罢。

近一周的经济情势也正如此前预料，世界范围内的复苏或许已经开始，但结构性特征也日益突出。说得家常一点，就是各国复苏的质量、速度差异甚大。这些差异不仅带来了主政者与研究者之间观点的分歧，更因利益冲突，还带来了各国间此起彼伏的争端。

以美国为例，美国总统奥巴马本周谨慎地宣布，他确实看到了企业恢复投资的迹象，但他认为美国经济“尚未走出泥沼”，这等于是在继续兜售民主党人要求继续出台第二轮刺激政策的观点。但对此说，身为哲学家和投机客的索罗斯却并不认同。索罗斯就公开表示，美国经济已经触底，经济在二季度将出现增长，他不认为美国经济还需要更多的财政刺激资金。

客观地说，忽悠第二轮经济刺激计划也并非全无根据。比如，美国楼市就仍无起色，美国住房贷款违约率甚至还在7月创下纪录——当月止赎案例较6月暴增7%还多。迄今，美国每355户屋主中就有一户收到了止赎通知……不过，实体经济尽管仍然不妙，美联储却依然特立独行，对金融市场人气极尽呵护。联储在周三表示，针对“目前显露的趋稳迹象”，联储将逐步退出某项应急措施云云。值得留意的是，这是自2008年8月以来，联储首次未以"收缩"、"走软"或"放缓"等措辞来形容经济状况。是不能说，不敢说，还是不便说，没人知道。但经验告诉我们，事务总在纷乱中趋于微妙，在微妙中迎来拐点——或者复苏真正开始，或者又一波滑落将再度降临。

欧元区第二季经济萎缩幅度则是明显趋向收窄。数据显示，区内2009年第二季GDP初值较前季萎缩0.1%，较上年同期萎缩4.6%。令人关注的是欧元区两大引擎——德国和法国的经济在第二季度内重回成长轨道：德国国内生产总值(GDP)第二季度增长0.3%，法国第二季度增长0.3%，这给欧洲其他国家的信心恢复也带来一定支持。

两相对比，再奢望环球同此凉热，确乎很天真了。以致这里更无须列举中国的兴旺和日本的萎靡再做佐证。

而危机以降，世界人民共享的蛋糕大大缩小，以往的笑容可掬自然也有被剑拔弩张替代的态势，利益冲突也在不断激化。中澳间的“力拓间谍案”算是人所共知的一例。

世界贸易组织本周裁定的一争端案例也同样涉及中国。裁定认为，“中国进口和分销图书和电影等音像产品制度违反了国际贸易规则，应予以修改”。这也是WTO委员会第三次作出不利于中国的裁决。当然，美国立即对裁决表示欢迎。这算是二例。

同一天，瑞银集团、美国政府和瑞士政府达成和解，关于瑞银是否应透露52,000名涉嫌逃税的美国客户名单的争议得以解决。最终和解协议据说可能包括瑞银向美国当局透露3000—10000名涉嫌利用海外账户逃税的美国客户名单事项。这算是三例。

笔者也注意到，周四美国商务部数据披露，6月美国贸易逆差继续扩大至270亿美元，较5月逆差高出4%。究其原因，一方面是海外市场对美强劲需求抵销了油价高涨影响，另一方面却是美国对华贸易逆差扩大至184.3亿美元。当前，中国已成为美国对外贸易伙伴中最易受到攻击的一个。从此推断，9月中旬可能见分晓的“轮胎特保案”当可能是新一轮利益争端的开端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