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得说，尽管咱有《新闻联播》天天在晚上向各位报喜，但好消息应不嫌多。

这里就顺便补充一点罢。据英国《金融时报》的报道，截至7月15日，中国上市公司的总市值达到了3.21万亿美元，而东邻日本的股市市值恰为3.20万亿美元。显然，咱中国沪深两市尽管历经十九年折腾，但市值毕竟实现了首次超过日本。还必须指出，7月15日时，咱们沪深300指数其实尚在3460点附近，昨儿已经快3800点了。可见，当时优势还算微弱，而今天，在散户、大户、私募精英和公募精英们，或许还要算上为数并不少的“黑嘴”们的合力推动下，优势已得到了巩固、充实和提高。

日本者，蕞尔小国，土狭民寡。尽管据说K线都是他们整的，但咱们努力一点，一年当作五六年用，今儿超过他们才积累一百多年的股市市值，并不足道。

况且，从来股市暴涨还都是天下几无争议的吉兆呢。顺带说一句，这或许也能构成“普世价值”可能存在的证据。不然，那非著名“空军司令”侯宁老师也不会被那么多群众指责了。本来嘛，如果火星上也有股市，就算火星人也会热爱天天暴涨的，火星财政部也会热爱半夜调高印花税的……

这是题外话。

在当前大家正专心抬轿子、一起想办法，力求尽快实现下个目标——超越市值还不到11万亿美元的美国股市的关键时刻，请让笔者很不和谐地先提醒一下：就算任何个人都可以把发财当做毕生事业，但我们的决策者实在不宜高估咱市值跃居全球第二的意义。

一者，这股市上涨和多数国人福祉的提升还扯不上多大关系。尽管开户数号称快1.3亿了，但市场中人都清楚，某些名字虽属于路人甲，但却能翻手为云覆手为雨的账户并不少。且从“一赢二平七亏本”的分布规律看，咱大部分群众演员或是木偶，或是食物链下游的小虾米，实际受益于股市上涨的家庭非常有限。因此，虽然过去几个月股票指数是翻了一番，但财富效应还是海市蜃楼。更何况，农村兄弟的多数和股市上涨更少联系。从此看，今日股市所代表的资产价格暴涨，或许仅是宽松政策导致流动性剧增的一个副产品而已。

二者，之所以认为股市市值的膨胀和流动性关系更大，在于我国经济基本面状况仍难与之印证。根据总理最近批示，中国经济“正处在企稳回升的关键时期”。目前，影响经济运行的不确定因素可以说是为数不少——工业企稳回升的基础仍不稳固，除产能过剩矛盾外，外需恢复、消费后劲等方面也尚存疑问。加之前几个月，由于“保增长”的任务一度超越了结构调整，今后宏观经济运行的质量也有待提高。凡此种种，都或许说明，今日股市强悍的表现已有点有悖于客观的“晴雨表”，如非要往预期上扯，则已近乎算卦道具“水晶球”了。

从此出发，当下还尤其警惕“以泡沫抵抗通胀”的混账说法。这个毫无理性预期内涵、只是扯到极点的观点，已被不明真相的媒体们重复了无数多遍，几乎就要达到将谎言变成真理的地步了。事实上，由于今天我国贫富分化的收入分配结构特点，在增量货币信贷、投资推动下，流动性扩张很难在短期通过消费渠道拉升物价，只会被用来制造资产泡沫。后凯恩斯主义代表人物卡莱斯基曾用颇晦涩的语言指出过，“工人消费他们得到的，资本得到他们消费的”。

一言以蔽之，在有效需求不足的情况下，只要就业仍不充分、分配仍不公平，某些人所忽悠的、所谓符合经济原理的恶性通胀预期，至少在年内就应是个伪问题。即令因流动性和预期而出现温和通胀，靠制造泡沫也根本无从帮助多数人抵抗它。

换言之，资产泡沫只会成为富人的安全岛，帮助他们变得更富有；而穷人几乎只有变得更加贫困一条唯一的、必然的出路。更何况，泡沫一旦破碎还可能消灭一部分不知深浅的城市中产阶级。

因此，中国股市真实的存在价值在于为好企业提供融资平台，为合法的社会资金提供出路，平衡各个类型资本在不同期限的回报水平，而不是为了证实或者证伪某些虚荣的头衔。未来，或许只有当市场溢价能为我们社会的弱势者所分享时，股市的市值上涨才能获得真正的“安全边际”。

必须承认，我们中国确实开放了。现如今，多数情况下，只要你有一身“专家”或者“学者”的虎皮，再文绉绉地开篇扯淡是较安全的。当然，也要注意规避长于武斗的愤青们。一般，只要操作得好，应不容易像阎崇年先生那样当场挨揍。特别安全的，是给利益集团代言，那是有名有利的美差——借用王朔昔日在《顽主》里刻薄的话说，“故事一律发生在黄河边黄土坡上，饶是用笔操了人，还得夸你有历史感”。正因如此，说过头话、办过头事、作雷公电母就颇时髦。

在经济话题领域，多数普通群众更是沉默的羔羊，在房价、油价乃至过路过桥费等历史问题方面，早习惯了被涮、被轻蔑、被损害乃至被侮辱，因此，最近又有专家跳出来呼吁，“不能因为有些人喝不起水，就不提高水价”，一点不奇怪。因为此逻辑和此前诸多混账逻辑一脉相承，具有子子孙孙的天然联系。

君不见，“低水价资助了高收入者”和“低油价资助了用油大户”、“跟发达国家相比，中国的水价处在中下水平”和“跟发达国家相比，中国油价仍有上涨空间”等观点如出一辙，其实不过是“伪民意代表论”、“中外接轨论”或衍生出的“特殊国情论”等老三篇儿的翻版。

基于在相当长一段时间内，我国民众持续接受高强度、高水平忽悠后，所练就的双双敏锐的、雪亮的眼睛。有关水价的强悍口号刚一见诸媒体，即引发南腔北调地喊打。这实在及时而且必要。无疑，在缺乏论证、博弈的，前提下，如果任由这种试探的把戏变成规模的试点，则等同于直接授予了某些垄断群体对居民随意苛征的权利。

回到问题，笔者从来并非是一个反对节约用水的人，也并非是一个反对利用经济手段推动资源节约的人。但笔者首先是个有头脑的人。谁都知道，节约用水可以有很多办法，比如推广节水用具、研发节水科技，又比如实行配额结合累进价格制度、防止水体污染等等。仅希望采用涨价，特别是采用大比例的涨价，来一劳永逸地抑制居民用水需求的办法，仅是选项之一，且并不天然正确与正当。

理由之一，水是基础的生产和生活资料，调整它的价格会引发连锁反应，不仅会普遍推升生产生活成本，还会导致电、煤气、采暖等市政服务价格根据同一理由跟进调高，因此，行动之先，需要在社会上经过非常认真、广泛的论证。

理由之二，笔者当然也厌恶有人在低水价的情况下依仗财力浪费资源，但并不认为，公众可以用向自来水公司“借兵”的方法，通过伤害多数普通收入良善，来揪出并打击那面目不清的一小撮。毕竟，在“引狼入室”后，是整个社会生产生活成本抬高，是整个民众群体福祉受损。

理由之三，也是最令人担心的，在我们所经历的历次资源、要素价格调整过程中，根本很少见到和导向观点对立的意见。往往是，在专家们慢声细语中，在主流媒体的耐心说服中，在一切都按部就班中，就这么定了。这使得，当今社会的多数生来仅是扮演看客、听众、成本负担者等“复合倒霉蛋儿”角色。如无极强的表演能力，普通居民、普通家庭很少会得到话筒、镜头对准自己的机会，哪怕早有一肚子话要说……但是，要想说说属于自己的想法，表达一下自己收入偏低、工作忧虑、心态不安、涨价恐惧、降价期盼等是比登天还难。因为，根本没有人在乎弱势群体软弱无助的情绪。

从此出发，接下来，水价动不动、动多少、怎么动，或许已成为系列资源价格改革的缩影。又或许它真是一个所谓的趋势。但要让大家平静地接受新的涨价，请在某些专家表演项目告一段落后，记得给平头百姓足够的发言机会。

全球经济危机给人的心理压力确实较大，让人很不乐意和其他同类谈点经济形势、薪资福利什么的。比如，如今大家虽然都久病成良医，自学成才成经济学家了，但要我听路人甲跟我提个复苏、景气、抄底什么的，也直觉得比较扯。但要是有头衔、有影响的那种专家就不一样啦，人遣词造句、拿腔捏调，气势上先就拍住你，多数时候，你只能乖乖相信他自己都不相信的说辞。

比如说吧，这几个月，在媒体那里，比较文绉绉的、也听说是代表复苏的词儿“绿芽”（green shoots）就很常见很常见，它如此庄重典雅，让你不重视都不行。尽管其语词来源不详，但巴菲特、贝南克等大人物老提它。不过，包括他们美国在内的洋“绿芽”好像生命力不够强，这边贸易刚平衡、失业起来了；那边投资刚有点恢复，赤字又膨胀了，这些大人物们说的“绿芽”，都必须依靠“显微镜”加“望远镜”的组合策略才能看得到。

咱中国产的“绿芽”当然就不能和它们一样了。去年底的几万亿投资拍下去，十个产业振兴计划搞起来，绝对是立即人山人海、锣鼓喧天、红旗招展，复苏“绿芽”粗得谁都必须看得见。连被空头欺压多半年的股市、楼市也赶忙被打鸡血跳了起来——沪深股指大概是反弹了一倍，房地产市场称王称霸者也一出接一出。现如今，作为一个普通人，你要不赶紧张罗着打新股、买二手房、开个创业板账户什么的，人都得说您被轧空了，整个儿一loser。

当然，要是缺乏统一口径的数据支持还是不能充分服众。因此，还是要感谢国家统计局，在大家都需要的时候，送来了成套有关“企稳回升”的好消息——按照分季度GDP增速看，年内“保八”大有希望；不仅工业回升，投资更在信贷推动下快马加鞭；人均可支配收入实际增长11.2%的同时，消费价格也还下降了。活脱儿一个高增长、低通胀的昔日奇迹重来。

不过，咱要真血气方刚地不计教训，打算玩命赌“V型”复苏这就开始了，恐怕还是先要由表及里、从此及彼地再研究一番，毕竟，此前“L”、“V”、“W”什么的复苏也都是在书本上存在的。

首先，这工业利润水平仍不理想，所谓“降幅减缓”，真实的意思是仍在下降过程中，并不必然标志拐点出现或者将重拾升势。

其次，我们的外贸部门也没在投资扩张中沾到多少光，进出口总额仍在快速下降，短期内也看不到改善的迹象。

第三，是天量信贷直接助推了投资扩张，也间接拉高了宏观增长，但其持续性并无保证。毕竟，半年来，金融机构各项人民币贷款余额同比多增近5万亿元，将来适度调节节奏也具备必要性。

简单列举的上述三个隐忧，至少说明两个问题，其一是我国宏观经济复苏的过程或有波折，其二是资金推动的资产价格涨升恐怕也难以一去不回头。

特别地，笔者也相信，此番的全球经济危机既挂着“百年不遇”的名头，也不全是浪得虚名，咱如果立马贸然地把“绿芽”包装成根粗苗壮，把复苏前景描绘的无比美好，并据此把身边的股票、房子整出个新高又新高出来，实在是灰常冒险的事情。

再说，回顾我国改革三十年，像样的危机这是第一次，谁都是新手上路，不飙车、很低调才是好习惯。为增加震慑力，暂举个外国名人例子当教材罢。

1929年末，四十岁就成了四百万富翁，且年轻时在咱中国混过的赫伯特·胡佛总统就曾信心满满地告诫美国公众，“确信如今我们已走过了最险恶的一段”云云。1930年7月，当面对到白宫来要求政府采取紧急措施挽救危机的群众，他甚至仍轻描淡写地说：“你们迟来了6个礼拜，危机现在过去了。”

嗯，幸好，1932年大选中，他被民主党人弗兰克林·罗斯福击败了。随后，美国发生了更猛烈的经济危机。再后来，罗斯福以“新政”强帖留名。

前车之鉴，即使是连胡佛总统这样智商、财商、情商一流的聪明人都会犯错，又何况是动辄血脉贲张的我们呢？再说，学理上，今天的统计数据只能刻画过去，只是代表各种利益的人“讲故事”讲得多了，才赋予了它看似高明算卦或者预测能力而已。

因此，在未来，从我国政府到我们国民，只有不断更新对经济复苏不稳定性的认识，摒弃愿赌不服输等机会主义心态，求真务实，许才是保证国产“绿芽”当真出现后，成功存续并茁壮成长的坚实保证。

百年一遇的全球经济危机不仅带来了新麻烦，还惹出了不少难解争议。关于当前各国经济现状如何的看法就很纷繁。自学者而政客，对待复苏“绿芽”（green shoots）是否存在这类基本问题，观点分歧之大，几乎难以在不同利益群体间找到一致口径。

此时，在对局势判断上，权重日增的我国早该尽快抛却依赖心理和机会主义态度，以独立眼光去自主评判世界——

在美国，倘不依靠“显微镜”加“望远镜”的组合策略，如今要在关键指标中，寻找到“绿芽”存在或存在过的证据很不容易。随着六月份美国失业率升至近10%，消费信贷持续五个月下降，美国经济传统的增长引擎——居民消费重启变得更加艰难。同时，贸易赤字收缩等本不足道的亮点又被上万亿美元巨额赤字无情抹杀，连不少美国人都不愿再对奥巴马此前的种种许诺追加信任。

欧元区情况也只能用更糟来形容。不仅区内持续申请失业救济人数在6月上升近16万人，至总数688万人纪录高位(失业率同步上升至9.5%），且区内消费信贷同比增速也由去年9月的5%持续下降至零点，短期内靠“天文望远镜”都不易找到支持市场转向的“星光”。至于近邻日本，除了其出口在亚洲，尤其是中国投资需求带动下有过一定反弹外，已很久缺乏扎实且正面的消息了……

不得不提的还有新兴市场，但在当前经济利益已基本全球化的“地球村”中，只要中心—外围的利益架构不改，要指望在中心国家复苏之前，一直不尴不尬的“夹心层”们集体出现奇迹也不现实。

从此出发，笔者以为，未来时段，如下两点或有助于避免重蹈过去的误判。

一者，此次经济危机“百年一遇”的名与实皆已表明，世人既难认识其衍生规律，更遑论棋先一招，因此，宜强调以务实态度对待可能漫长的调整期。1930年时，胡佛总统曾轻率地告诫听众，“大萧条已然过去，你们的机遇已经错失”云云，但1933年时他的国家又“迎来了”更猛烈的危机。因此，只有不断更新对经济复苏不稳定性的认识，才是保证复苏“绿芽”出现后，成功存续并茁壮成长的坚实保证。

二者，危机所带来的国力、产业、资源乃至知识结构调整，将可能影响深远且同样历时漫长。此前，去存货、去产能、去机构的道路已经充满波折，证实绝非一蹴可就。未来，从政府到各界企业家，再到普通投资者，都宜对全面调整在时间和空间层面的苦痛充分认识，过于乐观并不可取。

回顾一年来市场情绪数次高涨—失落轮回，如果有人还如同孩子般地，过于急切地要“知道”全球经济的拐点何时出现，乃至急切地说服别人同意自己的判断，实在可谓天真。

还是暂不妨以平常心对待那些似有似无的点点“绿芽”吧。

就我们自己而言，“率先”之类的虚名更似不必强求。因为，我们所要的，并非顶顶华而不实的高帽，而是盼望许久的世界新制序。

22日提交十一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九次会议审议的《统计法（修订草案）》，增删了不少很有意思的内容。其中，堪称最有意思的，或许当是这样一条崭新的规定，即“国家统计数据以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数据为准，政府有关部门统计调查取得的统计数据，与本级人民政府统计机构统计调查取得的统计数据不一致的，不得公布”。

根据部分主流媒体一厢情愿的断语，此乃“确保政府统计数据公信力”的重要且必要举措，善莫大焉。不过，许是笔者驽钝，就是搞不大明白这“不一致不得公布”，与“确保公信力”之间，有什么必然的逻辑关系。

再多嘴几句，人民政府统计数据的公信力是从哪里来的？是从天上掉下来的吗？能靠人造的“一致性”来确保吗？

先要指出的是，在统计数据发布之后，引起范围不一的讨论、争论，受到质疑，乃至被某些人批评，都是正常不过的事。平心而论，历数种种争议、非议，当真因各级政府、同级政府各部门之间所发布数据缺乏一致性所引发的，不过占很小的比例。事实上，社会上多数围绕统计数据的争论、议论，并不是空穴来风，还是来自普通民众通过切身感受比对的居多。

举个身边的例子吧，按照咱北京市统计局公布的数据，居民可支配收入涨幅那是连年累月嗖嗖彪，让人既眼晕又自卑；可五环内房屋的均价却在实际涨幅令人惊掉下巴的同时，统计表现稳定得让人既焦虑又愤怒。这显然和天使说的大多数们的感觉存在很大的距离。既然有一两点距离，那总要允许别人说三道四。

又何况，我泱泱大国，幅员辽阔。地区差异、行业差异、岗位差异、智识能力差异等也是客观存在的，这就使得来自客观事实的主观非议在所难免。就算咱们哪天当真通过几代人奋斗，跨越初级、中级、高级等阶段，到了连各种客观差距都能完全一致的那一天，可也不能靠定点清除解决了那些“拿起筷子吃肉，放下碗骂娘”，有意低估发展成绩的一小撮不是？

从上述理由出发，民众感受和议论总是无法完全和统计数据保持一致的，这也根本无碍统计数据公信力的建立。因为在理论上，即使是公信力饱满，在概念上也并不等于100%全票通过。

从这个角度说，在统计的口径和结果上，有点差异是好事，搞数据大合唱不仅没意义，反而更可能不利于领导决策；而在对统计数据的理解和态度上，有点杂音也不是坏事，多几个角度解读，多几个侧面来比对，也更有利于统计技术、分析手段的完善。

显见，当前仅靠结果一致，辅之以行政处罚，提高统计数据公信力实不可取。真正的问题或许在于切实提升我国各类统计数据质量、价值同时，再谈提升统计部门工作的公信力。鉴于马克思老先生说过，问题和解决问题的手段同时产生的。笔者建议，或可先考虑考虑从统计工作的开放性、全面性入手——改政府统计部门一家包办统计，为吸引学术机构、咨询企业等多方参与统计；改政府统计部门一家专揽发布数据，为各级政府、同级政府各部门，乃至学术机构都可以区分口径、各有侧重地研究分析。这绝对并非臆想，在我国，建国前就曾有影响极大的非官方统计指数——南开经济研究所坚持制作近三十年的华北地区物价指数；在美国，也有由大学、咨询机构等制作发布的密歇根消费者信心指数和标普Case-Shiller房价指数等。

但无论如何，就是不宜从“保持一致”这种障眼法入手。

我们都知道，绝对权力产生绝对的腐败。尽管众所周知统计局历来都是清水衙门，出的贪腐人员非常有限，基本无涉部分利益，行事也相对独立。但是，绝对的信息权集中、垄断，也可能从此导致统计工作的质量无从比较、无从考察。

总而言之，通过法律形式，搞只此一家、别无分号的做法，是倒退，而不是进步；是怯懦，而不是勇敢；是模糊，而不是透明，是看似法治（rule of law），实则法制（rule by law），既无助于统计者真实水平的提升，也根本无助于部门公信力的塑造。

危机以降，人们对于危机成因的认识不断深化。作为认识深化的重要标志，是“抓坏人”活动日益深入且丰富。从金融工具到市场主体，再到美元霸权乃至世界经济秩序，坊间谈论的罪魁祸首几月一换。但顶着专家头衔的人们却照样兴致盎然。嘈杂的讨论中，有几个挨批对象出镜率颇高，其中就包括“美国的金融监管当局”。

由于金融监管体系独立于党派，民主、共和两党的政客们得以对监管不力大发感慨。不少人言之凿凿地重复断言，如果监管更强有力、更及时、更有针对性、更……危机或许可以避免。笔者以为，对这些马后炮，或许可这样理解，对于监管而言，水平没有高和低——只要发生一次危机，史上所有美誉统统不算数。

现在，奥巴马政府纠结多日，终于拿出了金融市场监管改革方面的新计划，内容也几乎迎合了市场中此前各类呼声。其中：不仅要加强对金融控股类机构的监督；增加对衍生产品等市场的管理；还要创立一个新的对抵押信贷和消费金融领域的消费者保护机构；乃至赋予政府接管具有系统重要性的大型金融公司的权力；更要创立与海外各国监管机构相协调新政策等。

一言以蔽之，这个言必称“改变”的总统的所作所为，无非是要将“大政府”这个在美消失多年的“幽灵”重新召唤到市场中来。同时，昔日民主党人比尔·克林顿所发出的那个著名表态——The era of big government is over（大政府时代结束了），也被新生代民主党人奥巴马干脆彻底地抛弃了。

必须指出的是，自来谁也没指望就依靠奥巴马多办几件新“实事”，就能干净利索脆地解决了这场已伤及国际经济金融体系根本的危机。但此番对金融监管体系大动手术，也不由让人忧虑，照这个思路走下去，强悍的“美国版大政府”是否就真的能够避免日后的新问题。

答案恐怕是否定的。

按照索罗斯的说法，“美国需要回到上世纪50~60年代那样的监管环境”，那时的好处是只有商业周期而没有金融危机。但在后布雷顿森林体系时代，和大家谈论“金美元时代”的美好故事，好比要一个生活经验丰富的男人相信主旋律是“公主和王子永远快乐地生活在森林里”的偶像剧集一样不靠谱。

所谓何故，时、势异也。

一者，综合经营本身就意味着金融系统的风险点增多，体系脆弱性上升，机构的风险根本无法通过单纯调高资本金额度或提高监管力度来完全对冲；二者，衍生品创新本意就是规避监管、博取利益，不能指望用扩张警察队伍的办法来完全消灭犯罪；三者，对那些因自己贪婪而犯下错误的消费者过度保护，可能诱发更广泛的侥幸心理，神圣的市场规则易遭亵渎；第四，政府接管大型金融机构难免疏离市场，既已稀释了原股东权益，又面临官股如何退场的困境；最后，即使全球监管规则都“相容”了，也还缺乏一个“激励相容”的安排，有规则、没效果的事例，我们并不陌生。

现今，国际经济金融领域的最深刻问题在于与美国巨额债务相捆绑的美元流动性会怎样演变，这几乎也是制约未来世界经济走向的最重要变数。即使自今而后，由“大政府”控盘的美国消费、投资、贸易能不歇脚地一路攀升，也无法解决外部国家对过剩美元累积必然引发泡沫出现，并三五年自我消灭一次的担心，更无法消弭整个世界对缺乏实物基础的“美元环流”无法永续循环的习惯性恐惧。

所有的这一切，都无法通过监管方面的冷峻说辞来让大家镇静。更何况，更多的监管也不等于更好的监管。

再说的更确切一点吧，好的时代，无需监管。

120年历史的通用汽车进入了破产程序。尽管极具美国式特点的通用“破产”颇有别于部分国人心中的汉化版破产概念，更多意味着“老通用”的退市和“新通用”的新生。但是，通用生前身后事，也被反复以追思或者悼念的方式玩味和体会。或许，这也算是通用曾经伟大过的旁证罢。

无疑，通用破产是必要的。根据重组计划，通用汽车将削减790多亿美元的债务，每年在劳动力成本上节省数十亿美元，关闭不必要的设施，将经销商网络规模缩小40%……危机以降，美国政府接管企业也早已不鲜见。是否有助于相关产业链条的稳定和就业市场的稳定，成为决定采取什么对策的重要依据。从此出发，昔日联邦政府对美国国际集团（AIG）的支持，对“两房”的力挺，乃至对高盛和摩根的袒护，都与此逻辑一脉相承。

今天，对通用而言，更号称关联十万产业工人和3600家汽车经销商，兹事体大。由此，资金支持力度也不可谓不强——财政部出具的300亿美元资金承诺，几乎等于通用过去四年间所吞噬的资金总和。在债权人同意财政部相关方案后，通用这家汽车业巨头将如同那些昔日在生意场上声名赫赫的五大投行等金融机构一样，将成为美国财政部绝对控股的制造业企业。

穷途末路的通用挣扎到今天，如此下场，在危机进入高潮后已基本注定，无需再浪费太多的唏嘘。现时再讨论剩余资产出让是否会顺利，或者通用破产究竟利弊如何，基本都属缺乏营养的话题。笔者以为，放眼长远，下阶段比较重要的几个问题或许应包括：通用经过破产重整能否复活，美国汽车业在未来经济蓝图中如何定位，以及以通用为代表的国有化拯救模式最后如何收场。

但是，这些问题的答案还很不确定。

其一，老通用彻底的低效资产剥离虽然有助于新通用诞生，如能尽快结束破产进程，将有助于为资产和业务都更简洁的新通用顺利重启铺平道路，但美国的汽车消费者并不一定能很快接收新通用。毕竟，即使在美国本土市场，美国车商的竞争力较之日本车商已大不如前，即便比对其他来自新兴市场的车商，也处于此消彼长的尴尬境地。过去，来自消费市场的巨大不信任已完全压垮了通用、克莱斯勒，令福特举步维艰。因此，新通用如何在美国汽车业界重新定位自己的核心业务和盈利模式，将决定其未来前景。

其二，新通用的未来又与美国汽车业的未来相捆绑，但美国汽车业转型仍将耗费巨大成本。尽管政府为汽车业注入了新能源和环保等美好概念，但美国汽车业为代表的传统制造业颓势并不容易挽回，这主要应归因于历史原因所累积的工会、福利、质量等复杂因素不可逆地抬高了制造业成本。而经历政府的危机管理后，新通用如何与汽车产业一起提升效率、完成转型，尚有很长的路要走。在行业前景模糊的时候，乐观预见某企业将一枝独秀或许太早。

其三，美国政府为拯救问题企业、化解问题资产，所操作的国有化方案还需经过“扶上马送一程”的退出程序。毕竟，资本主义的发展动力在于私人个体的逐利精神。政府动用公共财政的力量尽管可能在短期内消弭若干债务、承接若干失业，乃至支撑若干库存和产能的释放，但国有化下步如何落子尚属未知数。截至目前，我们不仅无法从本轮危机以来美国政府的表现中寻觅到国有资本实现完美谢幕、私人资本完美回归的具体例子，也不易从其他发达资本主义国家觅得国有——私有完美转化的广泛案例支持。何况，美国而今庞大的国有资本规模、独具特色的政治经济复杂性等都有可能极大地掣肘奥巴马政府的作为。

总而言之，与通用破产相关的企业微观层面的资产重整，汽车产业中观层面的结构调整，以及宏观危机拯救计划中所涉及的国有资本进入后如何撤出等三类问题，都将会在未来反复困扰通用和其他被国有化的“兄弟们”。即使危机最困难的时候已经过去，但这些企业也要经历更漫长的困难期。

国人靠劳动挣点钱不容易，加上平日里又总被“国际惯例”或者“中国国情”挟持或者忽悠着pia pia地向外掏钱。因此，每听到官家要来征税，自然不免了心惊肉跳。虽晓以国家民族等大义，且相信反对无效，但从本能出发，哼哼两声不满也是必须的。

这不，刚公布的《关于2009年深化经济体制改革工作的意见》中甫一提到，“今年研究开征物业税”，立马就把群众惊到了。虽然人家书面说的明白——“研究开征”。众所周知，在领导词典中，“研究研究”者，并不等于“立即执行”，甚至也与“准备执行”不同。但对广大“有产者”而言，最刺眼的其实并不是“研究”，而是“开征”。这就好比听说有人正研究刀子的形制，用来切自己的肉，虽然暂未看到刀客真的操刀晃过来，或者已把手放到刀把子上头蠢蠢欲动，只需想想案板上的将是自己，感到有点紧张，乃至冒点汗水或口水应也是正常反映。

那么，这物业税果真的是个非常坏的东东吗？

被掏钱尽管不爽，但就物业税的本质而言，作为财产税的一种，无论从税收转型还是社会转型角度看，其开征实际都是迟早的事情。同时，物业税的作用也不应低估。

一方面，目前世界上大多数成熟的市场经济国家都对房地产征收物业税，并以财产的持有作为课税前提、以财产的价值作为计税依据。物业税也成为遗产税之外，有效平衡社会成员财富两极分化的一种手段——不仅能直接抑制富者愈富，还能增强财政转移支付实力，间接防范贫者愈贫。

另一方面，由于各国开征的物业税多属于地方税，还能够帮助平衡国家、地方的财力分布，尤其对于阻遏目前在我国泛滥的“土地财政”应有明显效果。有了不动产资产值作为税收对象，地方政府也会更注重维护环境、治安、教育、医疗等配套设施，更有动力支持公共财政税基的稳定。

最主要的，物业税额往往跟着资产值变动，使得不动产价格的波动也受到一定抑制，涨得过快并不一定符合买房人的利益，也会使房产投机变得更加困难。有例为证，赴海外抄底的国内投资客们之所以多数出去转了一圈又悻悻地回到京津沪深等熟悉的战场，不少正是惧于欧美物业税规定。

可见，物业税并非一无是处。

特别地，从此前媒体披露的一些情况看，物业税改革思路是“将现行的房产税、城市房地产税、土地增值税以及土地出让金等税费合并，转化为房产保有阶段统一收取的物业税，并使物业税的总体规模保持基本相当”。可见，它并不是在交易税基础上的二次征税。此消彼长，反而更具税收制度正本清源意义。况且，《物权法》以降，一步到位的土地出让金也已不再适用于可无限期延长的土地使用权，开征物业税似乎具有充分的法律依据。

那么，为啥这样一个四五年来多次“只听楼梯响，不见人下来”的税种，作为一个已在北京、辽宁等10多省(市)空转运行多年的税种，还是每经提及必引发热议呢？

笔者以为，一言以蔽之，物业税的好与坏已是个伪问题。关于物业税的种种争议，已不宜仅从该税种出发来判定征收是否合理，乃至引申到楼市走向来分析利弊。真问题在于，对物业税的异议，实际是纳税民众对整个税收、征收、使用乃至转移支付等方面存在异议的折射。

学理上，物业税是政府以政权强制力，对使用或者占有不动产的业主征收的补偿政府提供公共品的费用。但是，政府既对财产有征税权，纳税国民就有权要求政府充分尊重并保护自身财产。顺理成章，如果纳税国民在缴纳物业税之后，其与不动产有关的利益或境遇并无什么变化，又或税收征管存在不透明、使用存在不合意之处，又怎能指望物业税会受到广泛拥护呢？

确而言之，到如今，多数普通房产拥有者其实还真没幸福到足以被加税的地步——入住前，要和强梁的开发商打交道吧，假按揭不说，房托、假签约等带来的精神压力也不小，等忍着啃老、房奴等坏名声签罢合同，战战兢兢捱到入住，却又要陷入与物业、中介乃至各路怪芳邻的苦斗，为质量、学区、交通、规划等种种不合意而烦恼，甚或有的人入住多年，连房产证的影子都见不到……

这其中，好多问题其实根本不该是纳税人考虑和解决的。于是，有人就不由得想，既然纳了种种税，却光有义务看不到权利的毛儿，那反对新税种总没错。

说到底，“研究开征物业税”之外，还不妨顺带着研究下税收制度等方面的其他问题。这或有助于已经分化的舆论重新合流，最终亮出“同意”的牌子来。

在主流语境中，最近三十年，是我国改革开放进程让广大民众受益的三十年，也是综合国力提升、产业竞争力增强的三十年，是无论在内部还是外部，成绩都得到广泛肯定的三十年。这些都毋庸赘言。但同时，程度超出制度设计者预想的贫富差距，也在三十年中反复拉大，并在加剧分化。

自2000年开始，我国标志收入差距的指标——基尼系数早已越过0.4警戒线，并逐年上升。1978年我国基尼系数为0.317，2006年已升至0.496。工资收入差距拉大成为居民家庭收入差距拉大的重要成因——2000年，我国行业最高人均工资水平是行业最低人均工资水平的2.63倍；2005年这一比例已增至4.88倍，而合理的行业间收入差距应在3倍左右。

理想中，一国经济发展、社会进步成果应为所有公民所共享。国家富强不仅体现在执政者受到更多内外部的称羡，更在于社会富裕切实提升了民众福祉——居民收入增加，同时预期向好，乐于用更多的时间做自己喜欢的事情。因为社会因富庶而文明，国民会逐步感受到环境日益美化、社交日益友善、医疗教育水准日益提升。即使是偶尔失意的loser，也因有基本的社会安全保障关怀，可以不失尊严地生活。最终，人人都能免于对贫穷、疾病和孤独的恐惧……

好了，这对我们而言，目前还只能是属于梦想乃至妄想的乌有之乡。

现实中，“好工作”越来越难找，高工资的群体在不稳定的同时，规模还在逐步缩小。多数人趋向的不是绝对富裕而是相对贫困，甚至那些刚出校门的新鲜人，还没等做错些什么，就已归入了零收入的失业队伍。

在“好工作”越来越难找的背后，是真正的“好行业”越来越少。

记忆中的改革之初，体面的高收入行业至少包括市政公用事业、商业外贸；1990年代的“好工作”等价于交运仓储、邮电通信，但水电煤气等单位的收入仍然稳定，金融、地产进入上升期；2003年以后的5年间，高收入行业集中在电力、煤气及水的生产和供应业，金融业，科学研究、技术服务和地质勘查业，信息传输、计算机服务和软件业等四大行业。

乍一看，三十年来，我国行业间收入分配演变趋势似乎真是向技术密集型、资本密集型行业和新兴产业倾斜，不仅完全符合发展经济学原理，而且简直就是国家崛起的经典案例。

但需要注意的是，一方面，十四亿人当中的多数是在那些劳动密集型的、资本规模小的、传统而且竞争充分的行业中劳作，回报一直偏低；另一方面，在透明的样本群体外，那些既不新兴也没技术的传统垄断行业却几十年如一日地作为“好工作”的同义词存在着。

在控诉种种的不公平有些累了的时候，我们其实还想知道，当政策假市场和改革之名凌厉地扫向各个角落的时候，当广大企业被要求讲效率改制的时候，当广大工人被要求讲大局下岗的时候，为什么却总有那么几个高度垄断的行业可以倚靠“国际惯例”、国家乃至国民利益之名巍然不动，不动声色地安享几十年不变的盈利模式。

我们不是纯粹因为羡慕或嫉妒而发出疑问。毕竟，有太多“好心的声音”已经在先发制人地试图压制、化解我们世俗的愤怒。一方面，教科书上说，经济发展带来的产业升级会使得从业者收入分化；另一方面，励志剧上又说，不跟别人比父母，要和别人比明天……

但垄断者所引发的恶效应远不止化公为私、以弱凌强，它们的示范还变相抬高了整个社会交易成本，吸引了那些哪怕掌握一点点微末权力的社会成员努力地弃善向恶、有样学样、设租寻租。今天，从医生到教师，从记者到会计，从警察到城管，这些本应极具良知的职业声望不停坠落……社会交易成本极大地增加了市场中多数企业的负担。在机会主义弥漫的商业氛围中，“好行业”、“好企业”的娩出、生存日益艰难，依靠勤劳发家致富逐渐沦为口号。

令人忧虑的是，垄断者的新朋旧友们实力做大同时，多数普通人的生活却日益窘迫。新富和旧富阶层中也还总有少数人时不时跳出来悍然地嘲弄劳动和劳动者，无顾忌地藐视沉默的多数所坚守的诚实、信用和善良。我们几乎已无法寄望于它们自我反省和救赎，唯有期待注重民生的政府能及时强力介入并做点什么。

须提醒的是，历史上，每当贫富分野加剧、中间阶层软弱的时刻，泛滥的不满情绪往往容易成为民粹主义衍生的温床，公众情绪也往往容易受到极端观点的吸引。为了避免不必要的震荡，确已到了政府善用转移支付工具，对因没有权势外壳保护而滑向贫困的多数，对那些愈来愈穷、愈来愈衰老的普通人，持久地负起该负的责任时候了。

伴随各国政府先后出台强力经济刺激政策，已延续6个月的全球经济萎缩呈现放缓迹象。越来越多的人开始致力于寻找本国乃至全球经济复苏的种种证据、线索，并热情地基于各自利益进行解读和宣扬。

但是，如果跳出系列经济现象所拼凑成的“套套逻辑”（tautology），深究这些现象能否延续的问题，则或许不难发现，全球经济复苏的持续性其实仍然存疑。此外，还需指出的是，很多人在现象面前的态度摇摆令人吃惊，甚至已几乎完全抛却了2008年中期时的悲观和审慎，转而变得信心满满。一个侧面证据是，不少媒体观点已比那些惯于在公众面前空口许诺的政治人物表态还要激进。

当然，这一切也似乎有理有据。

全球复苏翩然而至

寄望经年的复苏确实来的够突然。

在美国，誓言“改变”的奥巴马1月底上台以来，成套的救市方案不断推出。其中既有凯恩斯主义色彩浓郁的大规模财政刺激计划，也有较此前TARP计划更具强制力的不良资产整理方案，连一向持重独立、爱惜羽毛的美联储也毅然决然地转向量化宽松政策……政治包袱极轻的奥巴马团队充分利用了两党政治迂回空间，通过将危机严重程度归罪于布什政策的首鼠两端，进而理直气壮地要求获得更强力的政策工具。“百日维新”后的美国经济也确实很给面子：金融市场没有再出现像2008年雷曼倒闭时的大幅波动；住房市场的新屋开工数和新屋、成屋销售等指标趋稳；净出口和私人消费开始呈现环比增长；十年期美国国债收益率甚至攀至3%-3.5%一线，创下了自去年11月以来的最高水平。

在欧洲，经过紧急协调后，各国纷纷出台的宽松货币政策也开始对区域内实体经济发挥作用。顺理成章的欧元走软，伴随通缩持续，也对外部购买力形成了一定支撑，使得支柱产业的外需有所复苏。4月份，欧元区及主要区内经济龙头（如德国）制造业PMI指数均出现了普遍改善——新订单、出口订单及未完成订单指数有所提高，存货继续下降，产出降幅趋向收窄。同期，欧元区服务业指标也呈现6个月来最佳水平。

即使是因出口受危机冲击大幅下滑，并重回长期衰退通道的日本，近期经济指标也有好转迹象。3月份，日本的出口量略有企稳，环比还上升了2.2%，为2008 年5 月以来的首次正增长，同比跌幅也比2月份有所放缓。

而我国政府出台的经济提振政策更具有“出手快、出拳重”的特点，微观主体的消费与投资信心复苏相对更早、更明显。虽然出口至今依然低迷，但在第一季度月均万亿元以上的信贷投放量刺激下，国内投资继续强劲，带动制造业景气不减——去年12月份以来，我国制造业PMI连续5个月回升，且最近连续两月突破50%。由于社保措施强化，1季度国内城镇新增就业、下岗失业人员再就业和就业困难人员就业分别完成全年目标的29%、24%和35%，使得失业率未表现大幅上扬，也帮助维护了消费信心水平。

宏观经济向好更激发了被压抑已久的全球金融市场反弹，虚拟经济复苏程度明显强于实体经济。

金融市场反弹速度明显超越实体经济

在危机策源地美国股市，被视作全球风向标的美国三大股指近期已连续8周表现强劲——道琼斯和标准普尔指数4月份涨幅更分别高达7.4%和9.4%；在美股带动下，发达国家股指普遍上涨——法国CAC40指数、英国富时100指数和德国法兰克福DAX30指数4月涨幅都超过或接近10%，泛欧绩优股指数更创下13%的历史最大涨幅。

新兴市场的表现更明显强于发达市场。亚太股市MSCI指数4月涨幅12%，创下20年来最佳表现。以“金砖四国”为例，我国沪深300指数从去年11月的1600点左右启动，连涨七个月，累计升幅超过75%；以本币计算的俄罗斯和巴西基准股票指数年初至今涨幅也超过30%；印度股指开春以来也上扬超过20%……强过同期发达市场表现至少10%。

而道琼斯全球指数4月涨幅也达12%，几乎是该指数1991年建立以来的最大单月涨幅。

大宗商品市场同样热络，期货价格纷纷上扬。今年一季度，LME金融期货平均涨幅为7.04%，其中铜上涨31.9%，为6种金属之首，铅上涨28.13%；国内方面，SHFE金融期货平均价格涨幅为23.59%，铜上涨42.46%，铝上涨11.79%。

更值得留意的是，近期黄金为代表的贵金属价格也和全球股市出现同步上涨，似乎证明国际间的流动性有一定好转。这几乎让人回想起2007年的美好时光，自然而然地推断复苏和反弹将无忧无虑地持续下去。

复苏和反弹的成色难言十足

不过，笔者却以为，当前复苏和反弹的成色都并不充足。

宏观层面，推动复苏的动力并不易持续。就算是那些豪言“xx不高兴”的人也须承认，世界经济复苏能否持续的最重要依托仍然是美国经济。但即使我们可以忽略2009年美国赤字占GDP 的比重将达13%这个麻烦，忽略赤字可能对美元贬值趋势的强大冲击，忽略美元冲击给大宗商品价格可能带来的不确定性……我们也无法忽略一个被经验反复证明的事实——决定美国经济乃至政治走向的基本盘是居民家庭消费。

之所以美国经济尚未真正走出低谷，一是失业率没有有效回落，二是联邦存款利率仍在零点。前者压制可支配收入的低位徘徊，将直接制约消费回暖；后者暗示官方并不认可经济情境好转，过度的资产价格反弹本质上仍无异于泡沫。

当然，或许也有人会坚称，美国、美元不需要硬朗的实体经济来背书——昔日，因为家庭财富受到房地产和股票市场调整影响，才导致居民主动降低负债水平意愿加强，影响了消费和投资。如果能够让资本、资产市场尽快走出熊市，将可能有助于改善预期。但这一想当然的逻辑不仅过于片面，而且失之粗率。

现实中，预期的负反馈一旦形成，也具有自我强化特征。从悲观到乐观的转向绝非一夕之功，更不能用重新制造泡沫的办法来收拾泡沫破碎的狼藉。

此外，美国乃至世界经济复苏的短期基础也似乎并不扎实。

从美国经济增长贡献度分解情况看，净出口虽然增加，但消费、投资复苏并不明显，可见，经常项目收支的改善主要仍得益于进口减少，而非内需扩张。即使奥巴马真的能让美国制造业重振并一定地冲减金融业地位，实现“务虚”转向“务实”。但这也可能产生对欧洲、日本乃至中国制造业的“挤出作用”。此消彼长，世界经济的“蛋糕”还是无法做大。

再进一步，“复苏之后又会怎样”的问题其实也相当棘手。

过去一年，世界习惯于指责美国金融业大佬的贪婪，习惯于指责美元体系的不公正，习惯于要求以多极化思路重构世界经济新秩序……当美国经济复苏、世界经济复苏后，这些诉求还要不要继续呢？如果不继续推动“新的改变”，那么谁能保证危机不会“三五年再来一次”？

当然，从2009年内的经济情况看，也仍存在一些积极的亮色。

四月起，奥巴马退税计划将开始惠及美国家庭，万亿美元刺激消费借贷方案也将全面实施；欧洲央行也决意采取买入担保债券、利率归零等非常规政策；我国政府除了秉持“经济状况好于预期”的审慎判断，也在于日、韩合作担负对区域经济救援的更大责任……这些都可能成为决定美国经济、世界经济年内何时真正“触底”，以及能否在2010年实现预期反转的关键。

客观地看，经历持续数月的复苏与反弹后，也应该容许指标修复和市场稍息。再来打个比方吧，2008年中期的全球经济好比一个猝然倒地的重疾患者，而去年中期后各国接续推出的经济提振政策好比急救手段——电击和强心针，目前其实还相当于在ICU里观察治疗。

简而言之，“病来如山倒，病去如抽丝”。面对问题丛生的世界经济，既然我们已经错过了“未病先防”的最优时段，那么更当审慎地注意“已病防变、已变防渐”的原则，过度乐观实不可取。

笔者建议，对我国而言，当前既不宜因经济紧缩的情况略有好转而忽视了那些身处政策“阳光雨露”之外的产业，也不应为欧美、周边国家和地区的复苏波动左右了政策的独立性和连续性。

无论外部情况是炎夏还是寒冬，我们都不妨继续坚定推进“保增长、促内需、调结构、重民生”等已被证明是措施对路的政策组合。特别地，由于从通缩到通胀、从适度到过度的转换时点往往难测，也宜保持警惕慎防过剩美元泛滥并损害国家、产业利益，力争财政货币政策平衡投放，更系统、更理性地评估内外部经济环境，避免误判形势，乃至重蹈此前宏观政策思路一年三调的覆辙。

美国历史学家小阿瑟·施瓦辛格说过，“美国的国内政策和国外政策都是循环的。”他的本意其实是，美国的政策总是在保守主义、自由主义两端摇来摆去。

但深究起来，他所指的美国政策循环其实是受到不断改变的选民诉求、主政者策略所左右的。从更宏大的叙事语境看来，上述所谓不断改变的思维则又不过是现实经济周期、政治周期在人们头脑中的折射或者反映。

有意思的是，我们自己，作为微观社会的一个分子，却谁都很少愿意相信社会或者经济的周期是一种客观常态，反而更乐意将之视作是自己主动参与改变进程的结果。这也可以用来解释，为什么每过一段时间总会涌现出新的豪气干云的领军人物，急切地宣示自己的思想成果，放言要打造理想中的新世界。

社会周期暂且不论，那或许是另一个艰深得我们无法窥得边界的话题。

仅以这次金融危机、经济危机所衍生出的美国首恶论、西方衰落论乃至中国机遇论等论述来看，虽然充斥改变、革新、重构乃至推倒重来等语汇，却始终未看到多大成效。反倒是全世界的多数都在眼巴巴地盼着西方世界尽早走出危机，为全球经济回暖提供更好的大环境。而“改变论”无论是站在主观视角，抑或是包裹着客观外壳，始终仅仅是受到现象影响，引发话语循环、反复摇摆的新证据而已。

是的，在完整地认识世界之前，随意倡言改变世界，谈何容易。

当然，笔者注意到，随着次贷危机转变为金融危机并蔓延、深化为全球经济危机，政府、民众以及业内对问题成因的认识也在日益深入。从早期指责金融机构误用创新工具，到后来寻找合作监管的疏漏，再到今天全球一起反思“后布雷顿森林体系”的时代困局。认识的逐步深化，确实带来了人类对自身社会经济游戏规则的思考深入。

但也正是随着问题深入，更深层、更接近本质的问题开始暴露出来。譬如，如果没有房地产金融创新，那么上世纪九十年代以后的美国经济“空心化”问题如何解决？如果美国经济“空心化”恶化，那么美国收支和美元信誉问题如何解决？如果美元环流无法延续，那么中心国家体系外的新兴市场国家的经济总量如何增长、国家财富如何贮藏？

一切经济问题都是货币问题，米尔顿·弗里德曼说这句话时，想来并未预期到有人会在日后执意将所有经济问题都推到他的美国所印的美元钞票头上罢。

感谢工商银行城市金融研究所的研究团队，能够在搜集、占有丰富资料的基础上，为国内公众带来《次贷危机正在改变世界》这本书。除了从现象出发的细致描述、对系列政策的客观分析、以及站在中国银行业领导者位置对世界金融行业格局的展望之外，这本书的难能可贵之处还在于，虽名为“改变”，但其实却很好地把握了分寸。只谈业务，无涉关于未来的过于宏观的猜想。

身在大起大落、喧嚣异常的金融业内，却理性和冷静如斯，当是业内同样做研究者的楷模。

再进一步，这本书也给乐于思考的读者提供了一个很好的平台，让我们能够更方便的延展视角，甚或有机会按照所谓六何分析法（即“5W1H”）的严格程序，来认真地思考未来“改变世界”的可能性与必要性。

l      Why——为什么改变世界；

l      What——将世界改变成什么样子；

l      Where——在何处入手改变世界；

l      When——何时开始改变世界；

l      Who——由谁来改变世界；

l      How——怎样去改变世界。

依笔者管见，上述六个问题仍然不存在在世界范围内激励相容的解决方案。

现时，在支撑美元体系的军政强力依然未伤筋动骨、中心国家之间不存在根本的利益矛盾的情况下，由新兴市场国家群体内部发声，侈谈改变国际经济制序，乃至要求分享世界经济利益，都不若切实抓住有利时机完成自身的经济结构甚或内部的利益格局调整。

毕竟，争霸争强其实来自天时、地利、人和，无论全力控诉或大秀悲情，都无法根本地改变时、势。本质上，“彼可取而代之”也不应是一国经济发展的目的。促进民众间、社群间乃至国家间的和谐，才是经济社会发展的终极诉求。

传统智慧所秉持的“和而不同”，平心而论，其实更接近于经济学理所谓的“次优选择”。而忽视主客观约束条件，一厢情愿地强求“改变”乃至实现最优愿景，其实相当欠妥。

从此出发，相信和我一样的普通读者们如果细读本书，且勤于思考的话，都会因了解更多、体味更多，而不同程度地从作者们默默无闻的工作中切实收益。再进一步，如果再有人能够系统地阅读、分析西方学者各派对危机不同见解的话，或将更有助于判断力成长，冷静、理性地思索未来我国对未来世界经济金融规制的实际诉求。

顺带说一句，认真读过本书后，另一个有意思的效果应是，我们自今而后，当可以对那些长期以来坚持预言市场经济体系必然崩溃或者欧美国力必定衰微的“末日博士”们报以同情的一笑了。

我国3月份新增人民币贷款已连续第三个月突破人民币1万亿元，时隔一月，再次创出历史新高。与部分已公布的经济指标相对照，信贷扩张、货币投放扩大乃至制造业景气度上升，似乎都在直接佐证景气好转，这当然也应被视为是去年以来政府实施系列经济提振计划后所带来的积极成果。

直观地看，因为信贷市场的流动性似乎得到充分恢复，我国也得以幸运化解了欧美正穷于应付的流动性紧张难题。要知道，自打奥巴马上台以来，一直在倾力解决美国的金融机构坏账问题，其目的无非就是希望重启市场流动性。

如今，东风再次压倒西风，似乎更有理由说，中国经济将“首先”复苏了。

先得承认，由信贷扩张投资，再由投资拉动经济增长，一直是咱们过去三十年屡试不爽的提振路径。只是投资效率、挤出效应乃至可持续性，也一直是与之伴生的重点问题。

如今，眼看着信贷放出天量，同样有理由担忧其持续能力和质量——

首先，信贷规模拔地而起、闯关拔寨、持续攀升当然拉风，但辩证法告诉我们，新高之后，拐点也就差不离了；其次，天量信贷中有多少真正进入实体经济仍不得而知，在所谓存款定期化之外，近期牛得不可理喻的股市、期市也不乏来历不明的资金潜流涌动；最后，贷款大幅增加之余，不良贷款余额也在或正常或不正常地递增，有例为证：四家已上市国有商业银行中，已有三家不良贷款余额和比例出现季度环比“双升”苗头……

再进一步，从其他带有利好色彩的经济指标，譬如制造业经理人指数和进出口状况来看，断言经济已经触底或者进入新一轮上升期，也有些为时过早。

以外贸为例，3 月我国进出口总值、出口和进口尽管降幅较今年前两月同比分别减少6.3个、4个和9.1个百分点，但仍分别下降20.9%、17.1%和25.1%、从结构上看，虽然对主要经济体出口同比下降同时环比在上升。发展中国家出口下滑的态势也有所好转。但回升最明显的仍是劳动密集型产品，表明更大可能是受到提高出口退税税率等政策因素支撑，并没有彻底解决外贸结构痼疾。

而关于制造业的争议或许更为棘手。根据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发布的数据，3月全国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PMI)为52.4%，高于上月3.4个百分点，国家统计局据此认为，我国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已连续4个月回升，一举越过标志着经济扩张与收缩分界线的50点关口，意味着中国经济可能已经回暖。但里昂证券发布的中国3月份制造业采购经理人指数（PMI）却意外地回落至44.8，结束了此前连续三个月的回升走势。如按照后者口径，刻画我国制造业状况的该指数其实已连续8个月处于50景气标志线下方。两相对照，且不论孰优孰劣、孰真孰假，至少先表明“回暖”这一论断仍有些许疑问。

毋庸赘言，近一年来，在用心良苦的主流媒体们大力挖掘下，复苏标志不胜枚举，例如职工平均工资增长、股市超级反弹、楼市全面回暖等，但必须看到的是，一如既往的花团锦簇之外，我们仍面临不少问题，从如何解决年内上千万人的就业问题，到如何凝聚共识改善社会安全网，再到如何纾缓社会矛盾解决公平分配……

更何况，本轮危机性质异乎寻常，不宜低估其强大杀伤力。此前，全球经济已历经长达8 年的强劲增长，就周期视角看，2009 年开始的收缩或仅是开始，难以在短期内结束。即使危机最困难的时候已经过去，但多数国际组织也已指出，今年开始的全球经济收缩将是一次历史性的收缩，彻底走出危机尚需一番态度认真地、脱胎换骨地努力。

在全球化时代，独善其身之类的奇迹当然令人盼望和垂涎，但太容易亲近的奇迹并不可靠。在前路并不轻松的时候，自信到自满仅有一步之遥。

“行百里者半于九十”，现时，不仅暂不宜为初期些许不扎实的“成绩”沾沾自喜，而且，更不宜过分低估了末路之难。

从2004年启动重组与股改伊始，再到全球金融危机以来，我国商业银行不良贷款走向就一直是颇多争议的问题。尽管不乏悲观声音，但从监管部门的统计口径看，撇开农业银行清分因素，“量率双降”仍成为近三年来的主要特征。近期工商银行、中国银行、建设银行和交通银行的2008年度财务报告更为“双降”进一步加分：不仅年度业绩优秀，四家银行的不良贷款余额与占比两项数据更无例外地实现年度同比“双降”。

但是，也要注意到，四家上市国有商业银行当中，多数的不良贷款余额走向明显有异，似乎暗示外界对“双降”仍会继续的直观认识并不牢靠。考虑到已上市国有商业银行占据国有商业银行群体五分之四比例，后者又占据国内商业银行不良资产存量的四分之三权重，通过分析国有商业银行不良资产真实形势和未来隐忧，将对分析银行业资产实际质量的下阶段走向至关重要。

余额环比“双升”或暗示短期资产质量劣化趋势确立

先须指出，国内关于“量率双降”的研判依据并不统一。既采用过年度同比，也使用过“较上年末”同比的提法。由于年度同比类的数据变动期长、惯性大，其短期敏感性有限。因此，短期敏感度更好的环比数据分析更具价值。

当前，在四家已上市国有商业银行中，已有三家（中行、建行和交行）的不良贷款余额和比例确立季度环比“双升”趋势。即使是四家当中唯一一个实现量率同比、环比皆“双降”的工商银行，季度环比降幅其实也相当有限——仅下降三亿元，降幅不过八个基点（0.08个百分点）。

不仅如此，在次级、可疑、损失等三类“标准”不良贷款之外，值得关注的还有四家上市国有银行关注类贷款迁徙压力。仍以最优者工行为例，尽管该行控制不良贷款的成绩突出。但结合2008年6月的半年报数据看，当年末工行关注类贷款占比已从年中的4.45%上升至5.20%，余额更大幅地增加442亿元至2379.03亿元，较2007年末也增加超过50亿元。此外，对外业务占据较大比重的中行关注类贷款余额增幅也非常明显。两家银行后续都存在关注类贷款向后三类不良贷款迁徙的可能，强化环比“双升”所体现的资产质量劣化趋势。

拨备覆盖、盈利压力与不良贷款风险的“三难”问题

当然，目前无论是国有商业银行或是整个国内商业银行，不良贷款状况仍在可控范围之内。尤其是随着2008年第四季度以来的贷款规模急剧扩张，出现一定幅度的不良贷款余额增加情况也是正常的。

在1999年政策性资产剥离结束之后，国内商业银行解决不良贷款问题主要依靠化解存量和防控增量两种途径。化解存量的能力主要依靠银行预留拨备进行覆盖。从此出发，由于计提新拨备要蚕食本期利润，冲销存量不良贷款又要减少拨备覆盖率，如何平衡盈利增长、风险控制及准备成为“三难”问题，不易全面兼顾。

尤其在当前，平衡“三难”似更为棘手。

首先，商业银行盈利前景难以乐观，这可能在相当程度上牵制其拨备进一步提升。一般认为，盈利资产规模增长、费用控制和有效税率下降等三项因素是推动有关上市国有商业银行业绩增长的主要动力。据测算，2008年三项因素贡献率均在10个百分点左右。但在当前，货币政策转向已开始造成利差增幅重新收窄，同时费用控制和税率调低贡献率也基本触顶。此外，分解近几月的超高贷款增速，票据贴现占据较大比例，也将拉低银行业总体收益水平。或许只有信贷资产规模扩张和中间业务收入扩大可能帮助对冲部分不利影响。

其次，政策面还可能继续提高对拨备的要求。3月中旬，有媒体曾披露，银监会继去年底要求商业银行提高拨备覆盖率之后，将再次提高标准。如有关国有商业银行的拨备覆盖率由去年底130%左右提高到150%，且上调部分不通过核销而全部用税后利润计提解决，则可能蚕食国有商业银行2009年整体利润约10%左右。这又将直接制约本年度利润增长。

最后，更关键的是，多数银行均已为今年多提了风险准备，预留了盈利增长空间，那么，选择在什么时候进行新一轮剥离来彻底消灭既有风险，又将间接成为何时补充拨备问题的新变量……

如此一来，后续不良贷款走向变得非常关键。确而言之，如果即使仅是不良贷款余额进入新一轮上升期，那么提早部署剥离、核销，将对防控风险大有益处。

国有商业银行对不良贷款问题宜未雨绸缪

如前所述，从去年末以来，新增贷款规模增速超过预期，仅今年前三月据称已超过4万亿元。这首先会帮助明显摊薄或稀释不良贷款占比情况。从这一角度看，国内银行业不良贷款占比下降的趋势不仅难以改变，甚或短期内还有进一步强化的可能。被掩盖的这部分风险“潜化”，又将直接导致银行内外对不良贷款余额上升的趋势反应迟钝，乃至丧失警惕。

国际经验表明，经济增长与银行不良资产间存在一定相关性——剔除不良资产率在10%以上的情形，亚洲国家GDP每减速1%，不良资产率上升0.7%；美国是GDP增长每降低1个百分点，不良资产率一般上升0.3个百分点，且不良贷款爆发往往滞后于经济周期。

目前，多数人相信，我国年内经济增速将可能较去年回落2—4个百分点（大致认同保八成功）。考虑到五级分类所依据逾期时间一般按季度划分，而我国经济在去年第四季度才出现增长率明显下滑和企业效益显著恶化。再加上随着农业银行“股改”完成，刺激国有银行名下不良贷款迅速回落的政策效应已基本释放完毕。与此形成对应，现时监管目标也已由“双降”转变为“双控”，即所谓控制不良贷款余额快速反弹,将不良贷款比率有效控制在2008年底的水平。显见，面对不良贷款上升压力，监管当局已开始显现出一定灵活性。

因此，综合来看，当前以多数国有商业银行为代表的不良贷款递增趋势可能仅是开始。在诸多内外部不利因素环伺之下，不良资产余额环比趋增趋势尤值得警惕。尽管短期内暂且无虞，但商业银行也宜未雨绸缪，例如，可预备早对专业机构进行剥离与标售，这将很可能是作为防控未来经营风险的切实的必备选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