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断供”起因据说是因为房价下跌。有买房人核算成本，觉得慨然“断供”符合自身利益。这引起了专家的兴趣和恐惧，言称银行当引以为戒。于是，专家的“满嘴跑火车”间接帮了开发商，后者欣然觉得这对当前房价也能形成一定“政策支撑”……显见，这其实是个以投资者个人耍赖发端，以专家“纯理论”忽悠将问题扩大，最终将极大有利于开发商利益的逻辑圈套。

　　一个讨论命题在社会范围内公示是否有意义，判断依据在于它是否足够大众。可关于“断供”的讨论却和大众利益毫无关系。

　　投资者买房投机，目的是个人获利博差价。觉得买入的房子价格要跌，进行“止损”，这是个人抉择。“断供”之后，有信用记录污点，有个人资金亏损，都是纯个人事务，无关他人利益。

　　银行给投资者融资，目的是得到房贷利差收益。放贷前有首付资金要求，放贷后有分期付款约定。一旦“断供”，还有资产处置程序。银行内部那套资产保全流程，严谨得超过不少人的想象力。即使个别银行房贷比例较大，也有风险拨备等后招，非利益关联方实在没必要瞎操心。

　　开发商卖房子挣钱，炒地皮牟利，这是它们的本职工作。无论是按揭贷款还是一笔缴清，开发商卖出房子就拿到房款，“断供”不“断供”和卖方没有关系。即使大面积“断供”可能间接影响地产市场信心，也不是什么大事。谁都明白，搞开发也不是一个包赚不赔的行当，开发商此前也有项目烂尾、卷款消失等若干常用套路时刻准备着。

　　如果不是银行、地产等上市公司股东，“断供”这件事情和民众主体有什么关系？有什么必要非忽悠得“断供”已成“风潮”，世界末日即将来临一般？

　　导致小众话题泛大众化的背后驱动力在于以小众利益大众化为饵，让普罗大众产生广泛的紧张感，从而对形势产生误判，并进而利用“大辩论”方式，顺利衍生出有利于操纵讨论的利益群体。反正发声管道不属于沉默的多数，只要某利益群体玩弄一把“左右互博”，轻松可以得到民意不允许楼价下跌这一结论。这较之以前赤裸裸地运作暗箱政策，野蛮地以“市场”、“接轨”等名义进行剥夺，实在高级得多，也文质彬彬得多。但这种以话题为由头，以忧国忧民为姿态，以利润和利益为根本诉求的牟利本质依然不变。

　　“断供”真的会对社群产生压力吗？至少目前，尚看不到明显迹象。炒楼是个人的事，坏账是银行的事，销售不畅是开发商的事。此外，在7月25日，深圳银监局还告诉我们，该市个人房贷不良贷款“双降”趋势在继续，不良贷款余额为13.85亿元，比年初减少0.73亿元；不良贷款率0.63%，比年初下降0.2个百分点。很明显，所谓“断供”根本是个忽悠大众的事。

　　笔者相信，即使考虑中国经济增速可能出现的短期回落，进口总量也仍会反复放大，其增速超过出口的趋势必将延续，并成为常态。如此，人民币汇率和贸易顺差间的关系，及它们一旦共振可能产生的效应，就值得未雨绸缪一番。

　　众所周知，中国经济奇迹基础来自成本控制下的出口导向战略。如今，土地闸门紧闭，地价、地租高企；劳动保护制度提上日程，用工成本不再低廉；经过重组引资后的银行更重视贷款质量，企业依赖间接融资渠道进行资本筹集愈发不容易……在这种情况下，以纺织、服装、鞋类为主的传统大宗商品出口增长放缓毫不令人奇怪。毕竟，这是经济自身的结构调整机制在发挥作用。而电子电器、机械设备和高科技产品也成为了新“三驾马车”，帮助维持了中国出口的增速。

　　依主流说法，在人民币快速升值的背景下取得上述成绩至为不易。但必须看到，中欧间的贸易总货值列所有贸易伙伴国首位的事实，且中欧贸易增速超过中美间的数据一倍有余。秘密在于，人民币兑欧元自2005年起就一直运行在下降通道，对欧贸易自然顺风顺水；而人民币兑美元反复走强，已令对美贸易增速自去年年初起便反复回落。显然，人民币汇率波动对贸易影响极大。

　　值得庆幸的是，7月初，欧洲央行出于抑制通胀的考虑而小幅加息25个基点，让欧元兑人民币的短期回落势头初步得到抑制，一度偏紧的中国外贸环境又有缓和。但如果放宽观察视野，将中、美、欧三大经济体的利率、货币关联纳入考量，恐怕就不宜过于乐观。现时，中国人民银行仍迟迟不肯加息，恐怕主要原因在等待美国加息的信号。毕竟，通胀之下，环球同此凉热。如中国先于美国加息，无疑将直接拉高人民币兑美元汇率，进一步打压本已走软的中美贸易顺差，并致人民币兑欧元汇率突破通道下沿。再加上三季度世界经济环境如果仍不缓解，中国一直引以为傲的贸易顺差在下半年甚至可能低于2000亿美元水平。

　　顺差增速下降果真值得如此忧虑吗？在国际经济环境动荡环境中，以中国为代表的新兴市场国家身处经济链条中下游，既无中心国家的国际货币武器可以输出经济问题，又不能模仿资源型国家将出口产品配比“石油美元”等国家财富进行周期套利。如要维持经济抗压能力，中国只有依靠财政盈余、外汇储备来证明对内和对外的国家实力，维护内外部的景气信心。如果微观上缺少了出口企业的盈利贡献，中观上减损了经常账户顺差余额，宏观层面的财政与外储岂不就成了“无本之木”和“无源之水”？

　　上述忧虑并非绝无可能。如果中国的通胀蔓延开去，迫令货币当局采取长周期、大幅度的加息举措，则可能将中国拖入物价、利率“双高”格局，并反复推高人民币汇率，使贸易顺差不断萎缩，彼时经济安全的基础———外汇储备与财政收入也将受到严峻挑战。

　　显见，外贸顺差就是攸关当下中国经济的“生命线”。

来自北京市统计局和国家统计局北京调查总队的“权威”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北京四环路以内住宅期房价格上涨仍然“较快”，四环路以内住宅期房价格上半年均价为18398元/平方米。这个消息确实突然。它的出现，几乎将前段时间开发商和它们的朋友上演的关于楼价“跳水”的苦情戏突然就转成了滑稽戏。当然，顺便还给因打赌出过丑的楼市多头们打了气、撑了腰、壮了胆，这不，立刻就有人跳出来要求民众尽早“认清房市规律”，赶紧“摆脱不理性期待”。

权威部门的数据给做着安居梦的百姓送了好一记大耳光。

楼市基本面发生变化了吗？没有，但北京楼价仍以快过居民收入的速度在飙涨。上半年，受到奥运景气关照的北京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不过12547元，号称增长了11.6%；受到惠农政策提振的农民人均现金收入也才6357元，据说增长了13.8%。但如果剔除上半年全市居民消费价格累计上涨6.1%的因素，上述两项收入实际增长水平就要剧降到5.5%和7.7%。而同期，北京房价不仅没有跳水，甚至连俯卧撑都没有赏脸来一个，涨幅仍高达10%以上。

现在，价格涨得让所有正常人都麻木了，却成功地维持了投机者的疯狂。学过小学算术的都明白，即使是7%左右的增长，7年时间即可翻番。而北京四环内房屋均价从2005年开始，实际增速超过了30%，这才让房价在3年内成功就翻番。这并不正常。

按北京城镇居民可支配收入简单核算，家庭年均可支配收入当在2.5万元左右。这个收入水平扣除维持生存必须的食品、服装支出和水电气等固定生活成本，所剩几何，各人心中自然有数。国际经验表明，房价/收入也就在6左右，顶天在8附近。而即使以四环内很小的住房单位算，40平米，如今也要近74万元，这样的房地产市场健康不健康，一望可知。

但偏偏就有人喜欢和正常的逻辑开玩笑，用所谓区位论、地荒论、银行破产论等奇谈怪论来欺上瞒下。事实上，今天的北京房市已经到了非常危险的时刻。君不见，一方面是大讲荒唐故事，制造难以证实的关于某富豪斥资亿元租房看奥运的神话；一方面是银根紧张，用送车送装修，无条件退房、乃至日息万分之二返款等促销手段来刺激市场。可是，尽管房地产市场可以存在区域、区位差异，但既然昨天深圳的楼市价格因为涨得过快，要受到估值引力的作用进行调整，为什么北京就不会？就不能？有些人就是不让？

经济规律决定经济现象的演变，这连马克思都承认，想来不会引发类似普世价值是否存在的无谓争论。笔者不仅相信价值规律，相信住宅价格由民众支付能力而不是由做梦能力决定，还特别相信亲民政府的执政能力。毕竟，历史经验告诉我们，没有任何一个大国可以靠房地产实现崛起。看到了这一点，在如今乱象横生的中国楼市，我们就不会迷惘。

    下阶段，中国经济显然要更多依赖内需启动来熨平波动，而由财政主导增加转移支付、降低税负水平也应顺理成章地列入政策备选项。无论从哪个角度看，政府税收增长都实在有必要慢下来，切实将企业负担减下来。而与此同时，广大居民的可支配收入增长则应该快一点，再快一点。

近段时间，武汉、深圳等地传来有关“退房潮”的新闻，遭遇房价偶然下降的业主们或声情并茂集会声讨，或以个人为单位采取割腕秀、跳楼秀等姿态表演，一时间以巨额坏账、民生维艰，乃至产业衰退为卖点的“救市论”大行其道。其实，如果我们把地方政府和开发商视作一个利益集团，买房者或投机者看做“胁从者”，种种乱象即可一眼看透。毕竟，地方政府与开发商合作双簧上欺中央、下压居民的“二人转”或“双簧”已不止一次成功演出过了。

无论从各个方面审视，拯救房市都是个伪问题。

首先，房地产市场本质仍是一个正常而普通的市场。市场总会有价格波动。如果房地产这种商品，价格上涨的时候有政府扶持，美其名曰“住房商品化改革”，令中国买房者被迫“遵国际惯例”合几代人财力反复追高，最终背负债务成为“沉默的多数”。那么，在房价下跌的苗头初显，甚或有些地区根本未曾下跌的时候，就有人大声疾呼救市。那么，除了出镜曝光和赤膊忽悠之外，大赚其钱的开发商们到底还能做些什么呢？难道让开发商发财、投机者赚钱是中国政府义不容辞的义务？

第二，房市是否到了非救不可的地步。至少，据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今年一季度70个大中城市房屋销售价格不仅没有下跌，反而同比上涨了11%。显然，中国房价没有跳水，而是在更高层次上在做“俯卧撑”。既然房价没有表现出下降趋势，那么喊救市的人是否对其在决策层中的同情者自信满满呢？仅从“坏账论”看，似也不足虑。目前全国个人住房贷款额约3万亿元，对银行利润贡献大致在五分之一左右。考虑银行的土地和房屋抵押，以及贷款审核与风险管理状况，银行即使短期内遭遇不利影响也非常有限。

最重要的，房地产市场如果有震荡其实根本也不是坏事。现实中，“结构调整”在中国几乎成了老生常谈的经济术语，但往往被理解为制造业层面的产业升级、技术引进和产品创新。而自从1990年代末房地产业成为中国支柱产业后，它所造成的资源消耗、环境破坏、民生创伤等问题已日益成为中国经济进一步发展的严重障碍，降低房地产业的地位权重势在必行。众所周知，产业结构调整有赖于地方政府的积极配合，而一旦地方政府沉迷于土地收益并进而成瘾，则根本无法推动地方经济转型。据测算，目前中国房地产业所涉及的土地、税费等收益已达到地方财政收入比例的40%-60%，土地财政明显进入饮鸩止渴的状态。随着中央政府将土地闸门再次收紧，要维持地方财政中的土地收益，势必不断提高地价和税费，直接拉高住房价格。在这种背景下，配合排队、放号、逼定等手段，开发商从容导演了一出名为“疯狂的房子”的活剧。

就本质而言，1990年代末发端的中国房地产业兴盛与中国目前的经济衰退紧密相关。与股市类似，中国房地产业是一种典型的“快钱”行业，内地企业和资本抛弃战略愿景，热衷于挣快钱，本身就是中国企业的悲哀，也是弥漫于社会各阶层的机会主义特质的折射。而当中国各行业的资本统统把所谓产业报国的鬼话抛弃后，经济虚拟化的问题自然凸显。可以说，如果有“热钱”在地产领域逐利，也旁证了中国实在没有像样的产业值得投资。既然我们已经无意间在不恰当的时间产生了这样一个不恰当的暴利行业，进而衍生出不恰当的泡沫。那么，中央政府就有必要、有目的地防控这一危险的资本霸权，防止其绑架民意诉求，绝对不能帮助继续维持这个泡泡！

众所周知，中国的房价仍在高位运行，远未下调到合理水平。此时侈谈救市将严重误导资本投向，并阻碍产业结构升级。宏观政策应为全体国民福祉而制定，不能因少数利益团体的吵嚷轻易转向，否则将不仅无法取信于民众，更可能导致房地产业再次恶性膨胀，最终对经济可持续发展形成致命伤害。

来自海关的统计显示，08年上半年，中国对外贸易进出口总值继续增长。其中进口增速显著超越出口增速，拖累贸易顺差比07年同期下降11.8%，净减少132.1亿美元。由于“中国需求”雷打不动地持续扩张，令以初级产品为主的月度进口已连续三个月超过千亿美元规模，仅上半年，初级产品项下的进口增速就已接近70%。

笔者相信，即使考虑中国经济增速可能出现的短期回落，进口总量也仍会反复放大，其增速超过出口的趋势必将延续，并成为常态。如此，人民币汇率和贸易顺差间的关系，及它们一旦共振可能产生的效应，就值得未雨绸缪地掂量一番。

众所周知，中国经济奇迹基础来自成本控制下的出口导向战略。如今，土地闸门紧闭，地价、地租高企；劳动保护制度提上日程，用工成本不再低廉；经过重组引资后的银行更重视贷款质量，企业依赖间接融资渠道进行资本筹集愈发不容易……在这种情况下，以纺织、服装、鞋类为主的传统大宗商品出口增长放缓毫不令人奇怪。毕竟，这是经济自身的结构调整机制在发挥作用。而电子电器、机械设备和高科技产品也成为了新“三驾马车”，帮助维持了中国出口的增速。

依官方正解，在人民币快速升值的背景下取得上述成绩至为不易。但必须看到，中欧间的贸易总货值列所有贸易伙伴国首位的事实，且中欧贸易增速超过中美间的数据一倍有余。秘密在于，人民币兑欧元自2005年起就一直运行在下降通道，对欧贸易自然顺风顺水；而人民币兑美元反复走强，已令对美贸易增速自去年年初起便反复回落。显然，人民币汇率波动对贸易影响极大。

值得庆幸的是，7月初，欧洲央行出于抑制通胀的考虑而小幅加息25个基点，让欧元兑人民币的短期回落势头初步得到抑制，一度偏紧的中国外贸环境又有缓和。但如果放宽观察视野，将中、美、欧三大经济体的利率、货币关联纳入考量，恐怕就不宜过于乐观。现时，中国人民银行仍迟迟不肯加息，恐怕主要原因在等待美国释放加息信号。毕竟，通胀之下，环球同此凉热。如中国先于美国加息，无疑将直接拉高人民币兑美元汇率，进一步打压本已走软的中美贸易顺差，并可能令欧元兑人民币汇率突破通道下沿。再加上三季度世界经济环境如果仍不缓解，中国一直引以为傲的贸易顺差在下半年甚至可能低于2000亿美元水平。

顺差增速下降果真值得如此忧虑吗？在国际经济环境动荡环境中，中国为代表的新兴市场国家身处经济链条中下游，既无中心国家的国际货币武器可以输出经济问题，又不能模仿资源型国家将出口产品配比“石油美元”等国家财富进行周期套利。如要维持经济抗压能力，中国只有依靠财政盈余、外汇储备来证明对内和对外的国家实力，维护内外部的景气信心。如果微观上缺少了出口企业的盈利贡献，中观上减损了经常账户顺差余额，宏观层面的财政与外储岂不就成了“无本之木”和“无源之水”？

上述忧虑并非绝无可能。如果中国的通胀蔓延开去，迫令货币当局采取长周期、大幅度的加息举措，则可能将中国拖入物价、利率“双高”格局，并反复推高人民币汇率，使贸易顺差不断萎缩，彼时经济安全的基础——外汇储备与财政收入也将受到严峻挑战。

显见，外贸顺差就是攸关当下中国经济的“生命线”。

l        美国联邦公开市场委员会宣布维持2%的基准利率水平不变，这是联储去年9 月以来累计减息325 基点后首次维持利率不变。联储在会后声明中表示了对通胀压力的担忧，同时也表示经济下滑风险依然存在。

l        考虑到近期美国房价持续下跌，核心耐用品订单下滑，咨商局消费者信心指数跌入16 年新低。预计下阶段，抑制通胀将成为美联储的工作重点，但是其抗通胀立场恐怕必须顾及实体经济状况的疲弱现实。

l        国内企业1-5 月份利润较去年同期大幅回落21.2 个百分点，下阶段制成品价格指数与消费物价倒挂的现象仍将持续。考虑到中国上游产业主要在国有垄断企业手中，中下游的中小型企业势必将损失更多利润。

美联储在维持联邦基准利率不变的声明中称，美国经济下滑风险虽有下降，但通胀上升风险和通胀预期都有所增加。在经济发展持续增长的同时，原油价格在过去的一年里几乎翻了一番；在信贷紧缩的条件下，房屋销售量仍持续下降。未来几个季度的经济增长仍不乐观。但在声明中，联储也提到，今年四季度和明年的通胀可能会缓和。

上周公布的数据显示美国经济依然较为疲软。首先是，房价仍持续下跌，S&P/Case-Shiller20 大城市房价指数显示房价从06 年峰值累计下跌18%，实际房价累计下跌22%，从趋势判断下跌空间仍未有效封闭，跌幅应还有10%左右。

在消费与投资领域，5 月份美国内耐用品订单虽与前一月持平，然而核心耐用品和核心资本品订单均有所下滑，显示企业投资低迷。特别是经济咨商局消费者信心指数跌入16 年新低，说明目前呈现反弹迹象的个人消费支出只是退税计划刺激下的昙花一现。缺乏内需支持的美国经济很难避免持续低迷。

未来，假设美国经济衰退风险不再进一步上升，并且欧元区7 月份的加息计划又能顺利实现的话，将直接促使美联储在今年年底之前加息一次至两次，否则美元继续贬值会反复推高大宗商品价格，这将更不利于美国控制通货膨胀压力。美国现在已经在面对萧条与通胀“两害相权取其轻”的选择。

中国的通胀水平略为得到控制，但企业利润的下滑趋势令人担忧。1-5 月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增长20.9%，较去年同期大幅回落21.2个百分点。这一增速仅比今年1-2 月的16.5%略有反弹。综合机构看法，原因可能有三个：其一是今年1-2 月的雪灾因素拖累了工业利润；其二是今年首次缩短“五一黄金周”；其三是更一般的看法，即在成本上升和外需放缓的双重挤压下，企业净利润率拐点已现。前瞻的看，生产者价格指数（PPI）与消费者价格指数（CPI） 倒挂现象仍将持续，以及国内单位劳动力成本的上升，中下游行业利润将进一步受挤压。

上上周，台湾地区和印度同步宣布加息，表明新兴经济体的加息大幕可能拉开。年内为更好地协调调控政策，市场传闻中国人民银行也可能在三季度选择加息。

2003年以来，国资委已连续五年面向海内外举行了中央企业高级管理人员的招聘活动，累计组织了100家（次）央企、共计103个高级经营管理职位的公开招聘。据说国资委从5985位应聘人员中，共为中央企业选拔出了91名高管，同时还完成了对一批后备人才的储备。五年来的公开招聘，我们看到，国资委确实为探索适应现代企业制度所要求的选人用人新机制做出了尝试，带动了央企市场化选聘管理者的工作趋向。目前，在中央企业内部，据称通过公开招聘、竞争上岗等方式选拔任用的各级经营管理人员已达42万人，占经营管理人员总数近30%，在传统上壁垒森严的大型国企内部，人才成长的良好环境似乎正逐步形成。

但也应看到，外界对五年来的“高管选秀”形式层面的关心远大于内容和效果。舆论一边倒地对中国“红色”企业家的选人、定价机制颇多赞赏，但这些幸运的“快男”“超女”在上岗后，真正对目标企业的机制优化、业绩提升有多大的作用，如何评价央企高管的个人贡献，如何设定央企高管的激励机制等，林林总总这类问题，关心者少，讨论仍非常有限。

多数人在触及上述问题时，总有意无意强调“中国特色”，或认为央企性质特殊、高管身份特殊，或认为涉及产业特殊、利益相关者角色特殊，诸多“特殊”的罗列无非是想证明，如今帅才难得，眼界开阔且专心产业报国的帅才更难得。如此，设定盈利目标的考核机制似乎已然相当科学和实用了。

无可否认，选人——用人——评价，再衍生出人才流动，是一个国际通行的经理人评价机制，任何一个流程均不宜偏废，也不宜过度倾斜。在国内证券市场尚未建立起公众治理机制和市场评价机制的背景下，国资委作为央企大股东和控制人，既是这些高管的“娘家人”，更是唯一可资社会公众信赖的资产“守夜人”。民之所望，选人之外，国资委勤念“紧箍咒”绝对是责任所在。

众所周知，在近乎完全竞争的证券市场中，评价某一个基金经理的投资能力，常要用所谓“超额收益”来作横向比对，基金经理所管理的基金净值必须领先于市场指数收益所代表的平均盈利水平，才算合格和靠谱。显然，基金经理要收取管理费，必须较普罗大众更擅长投资。这种评价机制在业内一直被评价为“过度残酷”，基金经理抱怨说评比容易形成短期行为、“鞭打快牛”，甚至容易助长不正当竞争……但如果不看“牢骚”光看“疗效”的话，中国基金业人才选拔却已在短短十年间形成了一个能力选拔、业绩评价、绩效激励的良性循环，算是国内为数不多在机制上与国际“真正全面接轨”的行业了。

反观央企，所处行业多在上游，有些还具备一定的政策保护、利益倾斜优势，从公开的CPI和PPI等价格指数结构，以及行业企业盈利特性指标分析，我国国内上游产业的大型、特大型国有企业的产品盈利能力，相对中下游竞争性行业的非公有制中小企业要好得多，较后者的生存环境也要好得多。这无疑暗示我们，当前除了关心“选秀”机制的科学与否，恐怕更要关心考评机制的合理与否。显然，如果这些通过层层遴选的央企高管们不能通过“超额收益能力”的测评，那么拿动辄千万元计的现金或股票期权就根本不合理，也不应该。

中国的社会公众从来都不排斥，也不吝于对确有能力的经营者的褒奖和回报，民间的财富观尽管赶不上那个公然“裸捐”的盖茨先生，但也不乏文艺故事对陶朱公、沈万三创业历程的称颂，那些对央企高管薪酬披露过多会引致更多麻烦的担心并不必要。未来，如果国资委除了在人才引进层面，能够将为何选张三不选李四的原因说清之外，还能在人才考评方面，把张三同志具体的超额业绩贡献披露出来，结合相应的薪酬待遇列示，能者留任，庸者淘汰，流水不腐，户枢不蠹，无疑将更有助于公众理解什么叫做才能改变命运。同时，平头百姓也才会对自己实际所有但一直挂在国家名下的那份资产的质量和收益能力感到更安心。

2008年7月14日开始，据外汇局、商务部、海关总署联合颁布实施的《出口收结汇联网核查办法》，将对出口产生的收结汇实行联网核查，外汇局还将对企业出口预收货款和进口延期付款进行登记。实施上述核查应是希望通过将企业出口收结汇情况与海关货物比对，以甄别贸易项下的资金流入背景，保证我国出口及收结汇的真实性。无疑，这一举措意在屏蔽贸易项下的“热钱”。

看不见、摸不到的“热钱”让人猜不透来路、想不通去向，实在是个大问题。但笔者个人认为，仅从《办法》来操作管制，恐怕只能对最一般的异常外汇进出有所威慑。那些以投资形式或经由私募基金、地下钱庄等通道涌入的热钱，仍逍遥于监控网的“盲区”。

前者，社科院有报告估测中国当前热钱规模在1.75万亿美元，形势似乎相当危急，于是，便很有些人将中国经济运行中的种种乱象统统推给热钱。既然管控热钱的重要性无形中被迅即放大，自然有关部门也只得接下这个“无法完成的使命”。问题的核心在于，真有必要下如此大力气于“防堵”吗？热钱真的就那么危险吗？

笔者向来不否认，热钱的流入确实会影响中国货币政策独立性。但如调控热钱的出发点是由于热钱带有“原罪”，一味将我国经济内在的种种问题，如股市震荡、楼市困局，乃至未来的中国经济减速等统统归于热钱，怕是再次混淆了风险的因果次序，不仅冤杀热钱，而且管控目的也难以达到。

先看股市，记得QFII产生于2003年7月，即便随后热钱便进入国内，但上轮熊市事实上到2005年中期才中止，其中，记得QFII买过“德隆”的“老三股”，也踩中过“业绩地雷”，一度业内都猜测“洋枪队”是“出口转内销”的干活。而本轮熊市纯粹是信心和比价体系崩溃所致，怪不得热钱！此外，热钱进入中国，目的至少是保本，资金性质顶多风险中性，但众所周知，敢大比例押注中国股市，却非要有相当的风险爱好不可。

再看楼市，尽管最近两年外资基金买入某某楼宇的新闻不断，但从时间分析，总让人觉得可疑，似乎外资在中国人都不看好楼市的时候还在进场。再退一步，民怨所指多是住宅价格，而热钱真要进入楼市，恐怕还是应以高端的商务楼宇为最好的标的，毕竟整租整售相对容易。而住宅项目的零售、分租交易成本都过高，由是观之，中国楼市因价格高烧而上下两难，恐怕还是由地方政府、开发商等各色“国军”承担责任比较合理。

至于说到热钱与中国经济的风险，则更是颠倒因果。热钱进来的目的是看好人民币升值，如果有朝一日夹着尾巴逃走那是因为不看好中国经济前景，从这个角度上来讲，热钱和中国是完全意义的利益相关者。对待主动溜进咱自家门儿里的钱，还是想办法留下比较好。因此，笔者一直主张“招安热钱”，重在疏堵结合——下大力气于“堵”，成本无疑极高；强调“只入不出”，理想主义色彩更浓。而想办法塑造好中国制造的前景，维护好经济繁荣的形象，增强自信的同时，也提升热钱对中国的信心，最终解决这帮“没素质”的热钱“大进大出”招人烦的臭毛病，符合中国的长远利益。

中国总要成为一个受尊重、被爱戴的大国，人民币总要成为国际货币。因此，看好中国不是热钱的错，人民币和中国资产有“粉丝”总不是坏事。关于热钱这件事，还是“先摘掉有色眼镜”，再“化敌为友”，最终让它们“落地生根”吧。

　　信心是怎样崩溃的？今天的市场信心低落确实来自投资者对宏观经济的感性认识。当国际原油价格反复飙升、国内燃油价格开始接轨，投资者看到了企业生产成本上升的前景；当人民币反复升值、美元反复贬值，投资者看到了企业出口订单萎缩的前景……

　　尽管外推式预期并非足够精细，但确实不能简单指责市场抛售行为不够理性。随着二季度报表的公布，上市公司业绩较去年同期出现下滑的现实已越来越清晰。正常的投资者是厌恶风险的，懂政策、懂经济，投资者的信心消退完全是市场合理的反应，恰表明了中国投资者水平的提升，而不是相反。

　　如果说信心涨落带有颇大的主观性。那么比价的高估，则可能更多地来自其他非市场因素。

　　决定比价或估值高低，无非两个标准：其一是内外标准，看内地与海外市场价格孰高，同股同权，价格也必然趋向接轨；其二取决于内地市场的持股成本分布，如不同股东持股价格差距过大，也容易引发估值分歧。

　　内外的价格差确实存在，内地投资者对此仍完全无能为力。除去少数几家“A+H”同步发行的“创新样板”外，至今多数两地乃至三地公司股票“海归”，都是让内地投资者直接“输在起跑线”上，这不是温情脉脉的“省亲”而是赤裸裸的“抢劫”。

　　股权分置改革本意在拉近非流通股大股东和流通股小股东之间的成本差距，借此提升二级市场话语权。但就股改前的非流通股价格和其占比而言，流行的“十送三”对价安排并未能根除大小股东的利益不对等。这样，当“大小非”解禁时，出于成本仍然悬殊形成的巨大利润诱惑，抛售汹涌自然毫不令人奇怪。在面对“股改”如此之好的历史性改变良机时，二级市场人为的“红利效应”幻象和“避免国资流失”的口号，影响了投资者判断———当别人塞给我们一颗黄油球的时候，太多的人忘记了我们本来要的是巧克力。

　　在外部环境仍充满确定的时点，当尽快出台政策以彻底解决内在矛盾和问题才是“完全可以实现稳定健康发展”的保证。

　　平心而论，现时救市的方法仍有很多，可抑制大小非减持，可强制公司到点分红，可打击市场操纵，可规范机构投资者，但是，投资者需要的只怕并不是苍白的喊话或空洞的许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