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消息称，新分税制调整方案已逐渐形成。尽管无从得知新规内容，但综合各方面情况来看，似乎中央已在着手改变财税收入重心过度上移、基层财政紧张的状况。但是，笔者并不认为，单纯切分中央、地方的财税利益会帮助彻底改变目前广受指摘的财税收支体制弊端。

尽管1998年之后的财政改革重点就已迁移到支出项下，但事实上，单就地方财政无法满足地方机构“吃饭需要”现实问题而言，已不单纯是财权与事权不平衡的问题。当下，即使中央财政“充分”向地方分利，也无法保证后者主导支出的效率，更谈不上抑制基层自我膨胀的趋向，这意味着，“吃饭财政”恐怕是目前行政权架构的副产品，是缺乏制约的公权力自我膨胀特性的缩影。

不可否认，自1994年实行分税制改革后，中央和省、市等上一级财政状况越来越好，尤其是中央财政的收入增长获得了令人讶异的速度，并在近年持续超越GDP增速。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县、乡财政的困难状况一直未能得到解决。由财权、事权的不对等，引发了许多问题，据信地方的收费、招商，乃至污染等乱象统统应被归入收入不足的范畴，据说“因为中央从地方收入中抽血，而地方也不得已而为之”。在直线、短期的思维定式下，如何“合理”对地方进行利益补偿就被忽悠成了税改唯一的课题。不仅现有几大税项被翻来覆去地分析研究，从税源过去、现在和未来的增长潜力，到转移支付的倾斜程度，官、学两界讨论的重点越走越偏。

我们必须看到，近年来对税制的“微调”并未间断。如2002年开始的所得税改革，对当年增量，中央和地方曾有“各分享50％”的安排；对2003年以后的增量，地方也得以分享40％；中央还曾承诺，今后增收的收入，主要用于对中西部地区转移支付。此外，对消费税、资源税、关税以及出口退税政策的改革也一直没有中断。

所以，既然对收入的调整一直在“小步快走”，那么，“如何切蛋糕”的问题就绝不应作为令人注目的税改，乃至财政体制改革的全部。总理在今年“两会”上曾表示，要使公共财政更好地进行经济结构调整和促进经济发展方式转变，更好地改善民生和改善生态环境。这无疑昭示，新一轮财税体制改革将带有更多内容。除去传统意义上公共财政的公共性、规范性以及非盈利性的特点之外，其“结构调整”功能也占有很大的目标权重。

首先，公共性意味着凡不属于公共需要的事项，财政部门就不能对之进行拨付，而属于或可纳入公共需要事项的领域，财政就必须给予支持，这无疑是政府对自身公共利益维护者角色的一次重新体认。

其次，财政收支的规范化亦是题中之义。既然财政要以满足社会公共需要为出发点，就意味着与社会成员利益完全挂钩；既然财政收入来自社会成员缴纳，那么收支出现差额就切乎每一社会成员的切身利益，这会直接引导公众对财政运作产生监督意识，丰富和谐社会的公民权利内涵。

第三，按公共财政定义，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政府只能从满足社会公共利益需要出发，为市场有序运转提供必要制度保证。这等于暗示财政体制改革内涵是一枚硬币的两面——一面是政府要压低不必要的费用和开支，另一面是把更大比例的支出项用来加强社会安全网等有关公众利益的制度性基础设施建设。

最后，财税改革不宜对结构调整功能设定过强的功利性目标。至少，希图仅通过对中央、地方财政的收支调整，向基层政府赎买节能环保和产业升级的政策落实，并不是一个足够禁得起推敲的路径设计。诚然，历史上，地方出于增收产生了极强的引资欲望，衍生了系列产业结构弊端。但具体到如果产生理想的诱致性结构升级，恐怕还要受到区域内要素禀赋的牵制，原有政策刚性的钳制，以及传统观念和市场供求的限制。

总而言之，财税改革非常复杂。要完成以公共财政为目标的改革路线图，立足点似在财税政策之外，即重视政府自身定位的调整。今后，恐怕只有将行政者繁琐、累赘的多重职能纯化为服务型角色，加上引入外部监督、考核、评价机制，简化职能以削减费用，降低交易成本以提升社会收益，才是新一轮财税体制改革取得实效的唯一出路。

许是由于文化中对洋人、洋玩意根深蒂固的恶感，经过有正义感、紧迫感的学者们加工，中国几乎所有的经济乱象几乎都可以和外部热钱找到联系。新出炉的热钱数字是1.75万亿美元，有惊呼称，几可与我国目前外储存量等量齐观。如此，貌似中国外汇储备已然被外国人完全控制，经济已然全面沦陷了一样。

且不说得到这个数据的估算方法。毕竟，人家专家有言在先，这次采用的“新方法”，“丰富了对热钱内涵的定义，将热钱在中国的盈利也算了进来”。这等于说，看着吓人的数字实际经过了两次高估：一是对存量，将贸易顺差和外国直接投资之外的其他外国资金流入统统归进了“热钱”，其中就将外国直接投资的未汇出利润以及折旧也一概计入；二是对流量，通过将热钱规模三等分，再分别乘以存款利率、上证指数涨幅、全国70个大中城市房地产价格涨幅等三类指标合计匡算，这可就形成了外资在中国股市2006-2007年间狂卷38000亿的惊人“事实”。依我看，此番高估程度倒是不可低估。

毫无疑问，我们应对恶意的外部投机资本保持高度警惕。但在国际经济联系日益加深、资本流动日益常态化的今天，也必须要正视中国资本账户未开放、货币不可自由兑换的现实，不宜将所有非传统外部资本一概拒之门外。“非合意资本流入”（Unwanted Capital Flow）是个太大的帽子。随着中国崛起为国际经济大国、强国，中国资产和资本市场对外资的吸引力增强应是意料之中的事情，而资本的本性是保值、增值，外部资本愿意进入中国并购买资产，只要不是出于短期投机目的的兴风作浪，并非绝对的坏事。

美国二战后的经济循环模式也值得中国借鉴。彼时，美国向世界出售“美国造”的同时，还“友情提供”天文数字的美元钞票。而美国的上游地位也正是基于美元和美国资产的游戏规则：美国通过出口高附加值的产品换取低附加值的外国资源和初级产品，获得第一重即时利益；通过不断升值的美元得到更高的国家购买力，获得第二重中期利益；通过前景和信心都看好的美国资产、资本吸收过剩美元，保持美元流通规模适度，获得第三重长远利益……尽管1990年代后期，美国经济空心化严重，美元循环游戏进入纯忽悠境界，同时，次贷危机爆发动摇了美国的资本、资产市场信心，久拖不决的对外战争又动摇了外部对美国国家实力的信心，系列的负面冲击造成了美元颓势。但不得不承认，二战后美国经济和国家实力的快速膨胀和绝对优势确立，与大肆吸收外国资本并绑定别国利益的逻辑具有强相关特征。

那么，随着中国经济增长前景看好、产业结构转型推进、改革开放路线继续和国家综合实力崛起，外部资本流入中国也将成为常态，因此，中国应逐步习惯并理解这一经济现象。着眼长远，招安热钱，应是题中应有之义。

直观上，通过完善多层次的资本市场体系建设，丰富固定收益产品体系，逐步扩充中国的金融市场深度、广度和稳定度，流入的外部资本将更可能逐步衍生出长期盈利性预期，而放弃“来去匆匆”的“炒作思维”。可以预见，在中国成为一个真正的世界经济强国同时，人民币也必然同步成为国际货币。这样，持续的外部资本流入，转化为外国在华资产逐步沉淀、锁定，将形成绝好的共赢机会——中国为世界提供有竞争力的产品和服务，而其他国家通过“定期定额”的理财方式，加深与中国的全面利益合作。

可以理解现时的热钱压境给监管部门所造成的紧张感。但如果就将热钱简单等同于危机之源，也未免过虑。历次由热钱狙击所演化出金融动荡，问题国家多存在贸易逆差、财政逆差、高通胀特征，在货币、资产和资本市场等的多个领域普遍存在高估值风险。中国尚没有如此糟糕，有充足的时间来解决问题、纾缓矛盾、堵塞漏洞。

总而言之，将热钱妖魔化的经济民粹主义观点恰是极端不自信的心态反映。而从开放心态出发，设计立足长远且兼具利益相容性的一揽子改革政策，才是中国崛起这盘“很大的棋”的“手筋”。

　　子墨：内地的A股市场在过去两个星期，连续大幅下挫，现在已经跌破了2800点，很多投资者都在关心，什么时候会见底？

　　谢国忠：我觉得中国的股市已经进入了熊市，这不是一个简单的熊市，这是一个泡沫崩溃引起的一个熊市，所以这个股市短期之内，要有很好的一个支撑是不容易的。

　　子墨：2750点市盈率市净率大概处在什么水平？

　　谢国忠：中国的市净率，不是很准，但是大概还是3倍左右吧，但有的说法是3.5倍以上，现在全世界市净率的是2.2倍，中国现在按照过去的盈利来算，应该是17、18倍，全世界的股市的市盈率差不多15倍。

　　子墨：那从去年6100点的最高位到现在2500点，从什么时候开始A股就已经进入了熊市了？

　　谢国忠：中国其实去年12月份就进入熊市了，已经有5个多月的时间了，一般的熊市维持的时间差不多是两年左右吧，所以我们的熊市还是有一段路要走的。

　　熊市短期改变史上未见

　　子墨：过去的这5个月当中，我们也看到有两次比较小幅的反弹，曾经到过4000点。

　　谢国忠：这是市场的调整，它不是说一条直线的，还是有回升的可能的，但是这种可能是不能持续的，因为熊市的出现是有很多因素的，特别是在一个泡沫崩溃以后，要短期内改变一个熊市的局面几乎不可能，历史上从来没出现过。中国的股民现在很痛苦，就是觉得股市这样暴跌，是完全出乎他们的预料，老是期望股市很快就有转机，这种想法其实是不理性的。今天的暴跌是一个还原的过程。既然是一个还原的过程，那要股市重新回到过去的高位，几乎是不可能的。子墨：2006年、2007年的泡沫最主要的原因是什么，政府的政策在这里面起到什么作用？

　　谢国忠：中国在外贸上很成功，所以有大量的外贸顺差，所以从资金面上来说，是存在着泡沫的一个条件。但是具体形成泡沫，还是有很多其他的因素的。很重要的因素，就是这轮炒股票主力军，是90年代工作的一代人，他们也是从来没见过熊市，没有吃过亏的一代人，（他们）可能是看金庸的小说长大的，而这种浪漫化的思维方式，对他们的投资行为起了一个非常重要的作用。另外一点就是政府比较犹豫。

　　三年后或是新牛市起点

　　子墨：您估计这个谷底会在什么水平？

　　谢国忠：我觉得中国的这次谷底的价位，很可能跟其他新兴市场的股市见底的时候（一样），也就是在15倍以下。这种价位，在中国出现的可能性还是比较大的。子墨：如果说市盈率在15倍，市净率在1.5倍到2倍，那么折合成上证综指大概是什么样的比例？

　　谢国忠：（按）过去市盈率（来计算），现在（市盈率）大概是17、18倍的，市净率3倍左右，所以我们市场离见底，可能还是有一定的空间的。

　　子墨：大概还有几百点的空间？

　　谢国忠：对，这次从4000多点降到2000多点，这个最困难最痛苦的时候可能是过去了，但并不意味着中国的股市很快就会回来，因为消化流通股是要很长时间的。另外中国的宏观面调整，新的一轮经济周期的起飞，也是要有时间的，很可能是在2010年，2010年下半年，甚至到2011年上半年，才有可能是中国新一个牛市的起点。

　　证监会官员不能建公司

　　子墨：回去再看政府的政策，无论是去年上调印花税，还是今年下降印花税，很明显这些政策信号并不是特别地成功。

　　谢国忠：是。

　　子墨：这样的政策信号不成功，会给市场，会给投资者带来什么影响？

　　谢国忠：中国的股市国家干预很大，但是这种政策有时候效果还是有限的，所以我觉得中国的政府应该要换这个政策，（否则）出大事是早晚的事。这次事情已经出得够大了，因为这次卷入的人是史无前例的。过去几个股市的泡沫，卷入的人还是比较少的，这次人数非常非常多，应该是有很深的政治意义。

　　子墨：那通过这次的大涨大跌，您认为政府已经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了吗？意识到政策改变的必要性了吗？

　　谢国忠：我觉得中国政府现在还是比较听从广大官员或者是社会上一些人的意见的。我觉得中国在年底之前出一些比较有利的政策，来鼓励股市的长期发展的可能性还是比较大的。

　　谢国忠：最重要就是一个监管机构跟市场的关系。从审批制走向登记制，这是走向市场的第一重要的一步。审批制，就等于是当官的说了算，这个是非常危险的一件事情。证监会不能建公司，证监会的官员不能建公司，一定要通过中介或者是通过司法机关，才能建公司。只要证监会跟股市的关系不变，中国的股市永远发展不好。

　　熊市里概念股票最不好

　　子墨：那回过头去看，去年、前年市场大涨，今年大跌，您认为证监会是直接负有责任的吗？

　　谢国忠：去年这个泡沫出现有很多因素，但是政治上面是有一定的因素的。中国现在老百姓只有一个目标，就要发财。全民发财是不可能的，这跟经济学是背道而驰的，这是泡沫最根本的原因，而且这个力量在以后的10年、20年里都不会消失。政府（要）跟市场划清界限，我是监管机构，你爱怎么干就怎么干，你赚了钱是你的事，亏了钱也是你的事。

　　子墨：现在我们有看到这样的迹象吗，政府的调控政策，可能会发生转变？

　　谢国忠：我觉得在奥运之前，政府的想法很可能还是以稳定为主，最好不要大动，还是维持现状，过了奥运再说。

　　子墨：如果2010年中国能够进入下一轮的牛市，那么这个下一轮的牛市和过去的这一轮牛市相比，会有什么不同？

　　谢国忠：对，下一个牛市就不会出现像过去这样一年涨一倍了。下一轮牛市，增长也比较慢一点，所以对市场的好处，就会延续得比较长一点，这是一个很重要的区别。可能要到2015年，2016年以后的时候，才会出现像我们看到的去年这样的情况。

　　子墨：那对于今天的投资者来说，他们是应该持有现金，还是说觉得股市马上要见底了，我可以进入股市，或者去购买其他的资产，比如说进入楼市等等？

　　谢国忠：在这种情况下大家应该做一个调整，就是说不要持有概念股票，在熊市里面，概念股票是最不好的，还是重组（的股票）比较好。从今年的下半年到明年的年中，如果能进，就开始要考虑进了。但这次进股票，千万不要听信别人。对一个公司以后四五年的盈利，有一个（简单的）判断，你以后5年里的盈利加起来是几块钱，然后跟这个股票相比，如果盈利和今天的价格差不多，这种股票很可能是值得买的；但如果离今年股票的价格，好像相差很远，那就不要买。决定买了什么股票之后，然后就不用去看它，除非这个公司出来一个消息，就是这个公司的基本面有问题了，比如说管理层有什么大的变动，或者行业、前景有什么大的变动，那么再去动（股票）。

　　■谢国忠

　　1960年出生于上海，1983年毕业于上海同济大学路桥系，1987年获麻省理工学院土木工程学硕士，1990年获麻省理工学院经济学博士。1997年加入摩根士丹利，任亚太区经济学家。《机构投资者》杂志在2000-2006年选谢国忠为亚洲最佳经济学家。现为独立经济学家和金融投资顾问，并领导一家股权投资俱乐部。

　　“忠”告

　　熊市里不要持有概念股票，在熊市里面，概念股票是最不好的，还是重组（的股票）比较好。从今年的下半年到明年的年中，如果能进，就开始要考虑进了。

　　■谈熊市

　　“中国的股市已经进入了熊市，股市短期之内，要有很好的一个支撑是不容易的。”

　　■谈泡沫

　　“这轮炒股票主力军，可能是看金庸的小说长大的，而这种浪漫化的思维方式，对他们的投资行为起了一个非常重要的作用。”

　　■谈调控

　　“奥运之前，政府的想法很可能还是以稳定为主，最好不要大动，还是维持现状，过了奥运再说。”

l        中国出口增长放缓，出口结构升级明显，贸易顺差增速下降；进口名义增速强劲，但剔出进口价格高涨因素，实际增速并未加快。未来，外需放缓和国内成本上升对出口影响将强化，贸易顺差增速会继续减小。

l        近期外汇储备增加较快，特别是非FDI 和贸易顺差部分增长较多，令基础货币投放压力仍大，表明热钱在持续流入中国。

l        地震因素推动5 月份货币信贷反弹，银行贷存比继续下降，存款回流和定期化加剧，一方面会抑制资本市场活跃程度，另一方面也给银行带来资金运营压力。

l        预计央行将至少会维持目前的紧缩力度，坚持运用数量型紧缩工具，同时保持信贷控制。三季度内可能加息，年内可能加息两次。

一、贸易顺差下降与贸易结构改善

5 月份中国出口同比增长28.1%，进口同比增长40%，看似分别较上月的21.8%和26.3%大幅反弹。但今年5 月工作日21 天，比去年同期多三天。按照工作日的比例关系折算，1.281*18/21=1.098，今年5 月出口增长不到10%，出口增长依然放缓。

1-5 月进口名义值同比增长32.7%，远高于去年20.8%的增速，但这主要反映了进口商品特别是国际原材料价格的高涨。中国进口初级产品今年以来价格同比涨幅近50%，其中原油、成品油、铁矿砂及其精矿、食用植物油和粮食5 类产品的进口价格分别上涨64.7%、63.6%、80%、74.5%和93.1%。剔除价格因素，中国今年以来实际进口增速8.9%，较去年放缓。

进口价格高涨带来的贸易条件恶化抑制了中国贸易顺差增长。5 月份贸易顺差202.1 亿美元，同比下降9.9%。可喜的是，出口结构升级趋势不减，继续向高附加值的产品转移。今年以来，机械及运输设备产品占中国总出口的比重由去年的47.5%进一步上升至49%；而附加值相对较低的杂项消费品和原料类制品所占比重则分别由去年的24.4%和18.1%下降至今年的22.4%和17.6%，显示出口结构升级趋势继续。

值得注意的是，外需放缓和国内成本上升对出口的影响正进一步显现。最新5 月份代表制造业订单动向的PMI 指数中出口订单指数显著下滑5.5 个百分点，而主要的外需来源——OECD 综合领先指标近期下跌趋势也非常明显，均显示中国出口增速面临下行压力。

二、信贷短期反弹和储备水平抬高

5月本外币贷款合计新增3393 亿元，余额增速为16.2%，比4 月份上升0.1 个百分点。人民银行鉴于地震等因素，适当放松了货币工具调控，5 月份公开市场的回笼力度放松，整体净投放840 亿元，使得货币供给指标M2 增速有所反弹。灾区金融机构的银根明显放松，援灾贷款使得整体贷款增速略反弹。但预计这一货币信贷反弹现象是暂时的，央行已于上周六上调存款准备金100 个基点，力度之大较为罕见，可能使得6 月份的货币信贷增速回落。

5 月份新增人民币存款8826 亿元，同比增长19.6%，存款增速的大幅攀升也是推高M2 增速的原因之一。定期存款增速继续攀升，超过活期存款增速，使得M2 与M1 的剪刀差，近18 个月以来首次出现逆转，正对于近期股市流动性带来负面影响。

当前国内的外汇储备增加仍较快，与贸易顺差情况并不配比，特别是非FDI 和贸易顺差部分增长较多，标志热钱流入重新严重。这也造成了较大的基础货币投放压力，估计央行会继续采取包括发行央票、提高存款准备金率等方式来管理流动性，同时保持信贷规模控制。

国家统计局公布的5月份消费者物价指数(CPI)同比上涨7.7%，较上月同比涨幅回落，但这一“回落”难以令人感觉轻松。此前已披露的5月PPI同比上涨8.2%，不仅创下三年来最高增速，也说明中国PPI涨幅已完全反超CPI涨幅。涨价正无可避免地向生产环节蔓延。

从结构上看，即使仅针对现时CPI同比涨幅的回落，也难以找出支持通胀基本面改观的要素。各种PI内部，构成此消彼长，大势仍然向上。真实生活中，消费品和工业品的价格联袂上扬，不仅令民众共享改革成果的口号日益悬空，也令竞争性行业中的企业举步维艰。

通胀并不容易降服。国内主流认识多将其归入货币问题，一副假货币主义之名、行凯恩斯主义之实的做派。但在这个国有经济控制力强悍，拥有行政全能型政府的国度，本质属于自由主义流派的货币主义并不好用。中国通胀的成因也因而变得异常复杂——宏观上，与中国“大进大出”的成长逻辑捆绑；中观上，与国有主体垄断上游要素的价格形成机制捆绑；微观上，又与厂商企图压低一切正常成本博取利润的经营思路捆绑。根本上讲，本轮通胀是过去三十年被压低价格的全面反弹，带有为从前高增长、低通胀“奇迹”埋单的性质。成因既然如此反传统，那么，当传统的调控政策——紧缩货币附加信贷窗口指导被用来影响物价时，成效不彰并不令人意外。

习惯于阴谋论的人此时把眼光冷冷地投向境外。在那里，他们看到了贵金属的价格三年五倍，看到了基本金属轮番上涨，看到了石油更贵，看到了粮价更高，也看到了投机资金疯狂逐利，但是，对资本及其主义的控诉却没有看到因果的顺序。中国式通胀追根溯源，根本无法纯粹从“输入”层面找到基本立论依据。事实上，进入新世纪后，先于商品牛市，中国劳动力价格、土地价格、能源资源价格、环保及劳动保障标准等无不在提高，而且，这种内部成本的全面提升均是在不提升则社会经济循环将无以为继基础上的倒逼式提升。这可能意味着一个我们必须正视的过渡性结论——CPI涨幅即使在短期内受控，但中国国内以租金和水、电、油、运输费用等为代表的成本全面上涨时代才刚刚开启。

这还意味着，我们面对的并不止于通胀一个命题。过去三十年，中国通过压低内部成本营造了优越投资环境，与美、欧旺盛的外部需求结合，建构了一个新兴大国的增长模式；政府通过鼓励国内区域间的经济指标竞赛，又成功设定了效率激励机制。这一设计曾无比精巧，但随着全面通胀时代来临，中国制造不再廉价，美国需求也不再旺盛，好时光已有戛然而止的苗头。

世界经济面临末日并非空谈。一个例证来自跌跌不休的美元，它间接助推了商品牛市，次级贷危机又令这唯一的世界货币存在信用崩溃的可能。如果美元体系坍塌，则所有商品估值的体系也将崩溃，最终没有任何东西可以在经济萧条与恶性通胀的苦日子里为人们的财富保值。毕竟人类今天所有的经济行为，说穿了无非是围绕美国财政部签发的张张债务凭证进行的游戏而已。

在1990年代中期，美国金融服务部门在GDP中比重已超过制造业。2007年，该国金融服务业创造的利润占到全美公司利润的40%，美国经济已和金融业捆绑。由于美国金融业的慢慢倒下，很难预测美国经济将衰退到什么时候。更糟糕的是，伴随美国金融市场吸纳过剩美元的能力丧失，国际间过剩资本衍生的热钱会更加疯狂地寻求增值。中国作为在通胀和增长之间左右为难的新兴市场国家此时只能加入对资源的争夺……由经济而政治，一个危险的大螺旋已开始旋转，足以把世界带进深渊。

在与通胀的长期作战中，中国自上而下有必要树立两个最基本认识：第一，本轮通胀是中国经济增长结构性问题的衍生物，只能通过变革增长方式的路径来实现釜底抽薪，单纯倚重内部货币量调整来设定政策目标只会产生扬汤止沸的效果。第二，公平和正义是舒缓社会矛盾的钥匙，也是上述经济配套改革的必选项，在面对一个我们从未遇到过的巨大潜在危机时，唯有基于公平和正义的政策设计，才可能构筑起足够坚实的转型愿望与魅力愿景。

美国五月份失业率数据由四月份的5%升至5.5%新高，不仅远高于华尔街普遍预计的5.1%，也令上月这一数据“伪回归”变得毫无意义。市场似乎仍对周末将公布的美国CPI数据心存侥幸。实际上，这种期待已无太大价值。原因一望可知，如低于市场预期，那说明四月指标的“好转”确是幻像；而如果高于预期，则说明通胀仍在恶化。大众的经济预测其实和投机市场的趋势交易有类似之处，即在经济下行趋势中，任何“独立”看好的举动都显得愚蠢。

本来，联储主席伯南克在6月3日讲话时，还曾暗示本轮减息周期已经结束，可能于年底前开始加息，现在，一切预设想法都可能算是泡汤了。即使当下欧元区比美国的经济表现略为强势，日本的出口增速也暂得以维持，但美元颓势导致的欧洲经济放缓和作为日本外需客户的新兴市场国家经济走软都令世界经济前景悲观。一轮世界范围内的经济萧条呼之欲出。接下来的一年或者两年内，可能是美、日、欧经济轮番表现其失败一面的时间。

现在可以说，无论OECD国家还是新兴经济体，甚至包括危机中的越南，寄望于年内美国经济重新走好来启动世界经济新一轮增长已不现实。因此，现实倒逼中国必须准备应对可能的跨年度经济运行困难。

今年上半年，产业领域的出口萎缩已令中国东南沿海的各类型企业感受到明显压力。不仅在广东的中外合资出口加工型企业，即使在以民营经济自主创新享有盛名的浙江，某些细分行业龙头企业如飞跃集团，也因受上游成本上升、下游销售回落的双重挤压而面临困境。这本来可促令我们反思传统意义上“中国制造”的实际竞争优势，并将之作为制定下一步结构转型策略的基点。但遗憾的是，现在只看到了地方政府在发力拯救当地危机企业，却很难看到哪个占据传统优势地位的企业主动进行前瞻性调整。

随着国内企业经营压力的增大，银行等金融机构的资产质量更令人担忧。作为宏观调控政策最主要的组成部分，准备金率去年以来已被15次提升。目前17.5%的水平足以使许多中小金融机构的流动性捉襟见肘，短期内如继续提高，则可能也把大银行拖入流动性不足泥潭。准备金率水平过高，不仅容易激活非正规金融并强化金融脱媒效应，进而淡化宏观调控的效果；还容易直接对中小金融机构形成打击，转而间接“错杀”中小企业。为公平计，年内加息两次应在考虑之列。惟其如此，才能真正令投资金额高、效率低的某些行业和企业感受到调控压力。

工业企业效益与金融机构资金投放的回落，可能导致宏观经济增速回落。那样的话，最早在三季度，各方一致关注并吵嚷多时的通胀可能会明显缓解。原因或许不在于调控的政策执行效果，而在于全球经济萧条引致的中国经济景气下降。笔者相信，中国景气程度始终和流动性状况相捆绑。在这一规律作用下，冥思苦想M1/2/3这些数据兄弟中谁与GDP更相关是典型的缘木求鱼，而作货币主义者状宣称“一切经济现象都是货币现象”则可归于叶公好龙范畴。

不过，上述分析可能也存在变数，即中国财政对资源、能源价格补贴的容忍程度。如国际商品市场价格继续在资本推动、美元贬值等合力作用下飙升，中国对煤、电、油、运的补贴资金必然反复提高，这将成为财政的巨大包袱。如果在未来某一时点中国宣布取消了补贴，那又将是对商品牛市的天大打击。从那时起，恐怕还意味着中国企业必须学会直面新的“三座大山”——成本压力、外部需求压力以及内部人员费用压力。

不妨让我们看得更悲观一点，即以GDP增速减缓为标志的中国经济调整周期目前仅处于开始阶段。

过去几年，邻邦越南一直被视为亚洲“雁行”队列的重要成员，是中国这个“世界工厂”的“外包车间”。从经济改革到政治革新，在东南亚新兴市场国家中，越南曝光率始终居高不下。但最近一个月以来，越南却正在高速通胀、本币急升、股市崩盘、楼市暴跌等系列负面冲击下慢慢倒下。据媒体报道，截至今年5月，越南实际贸易逆差已高达144亿美元，是去年同期的4倍。外界普遍担心越南危机引发的金融动荡可能蔓延至其他东盟国家，甚至成为第二次“亚洲金融危机”的导火索。

事实上，越南经济部门已表现出绝不放任越南盾贬值的决心。越央行在5 月17 日已宣布将基准利率从8.75%调至12%，贴现利率和再融资利率分别从6%及7.5%调升至11%及13%。为进一步修正市场预期，越央行还暗示会继续加息。不过，面对五月份该国25.2%的CPI增速，有关经济政策手段也难在短期内显效。

目前，由于越南经济体量仍小，周边国家经济表现稳健，由越南引发金融危机，并传染亚洲各国的危险仍不应高估。例如，大马4月份通胀率在3.0%左右，是目前亚洲通胀最温和的国家；新加坡尽管通胀水平约7.5%，但其GDP增速也已升至7%，通胀仍未损害到实体经济；其他国家和地区如印尼、香港、泰国等的经济指标也处于正常区间。至少暂可认为，当下言区域金融危机仍为时尚早。越南的经济危机仍是亚洲国家，或是东南亚地区局部的个案。

但越南经济危机仍提供了一些重要的借鉴，值得引以为戒。

首先是宏观经济政策对关键经济数据反应不敏感。该国CPI上行趋势形成于2007年初，恶化于2008年初，但在国际通胀和商品暴涨的大背景下，越南当局对其CPI看似“温和”地走高却毫无防备。一年的时间内，越国内基准利率没有进行任何对应调整。

其次，越南经济转型过程中重速度、轻质量，经济抗压性和弹性较差。越南曾模仿中国出台了系列鼓励投资的政策，试图“赶超”周边国家，但却忽视了投资突增导致的资产泡沫。该国股市2006—2007年连续两年暴涨后，市值曾从10多亿美元暴增至150亿美元；胡志明市与河内等热点地区的楼市涨幅也相当惊人，2007年房价平均涨幅都曾超过60%以上，由于越南国民资本积累有限，推动资产价格上涨的主要是外来资本。在越南资本账户开放的条件下，前期介入的外来资本不仅得以从容脱身，还利用后期通胀恶化的局面，在外汇市场反手做空越南盾来放大利润。越南政府的管制措施仅仅是在泡沫已经显化并行将破裂前夕，仓促出台房产交易税和股票收益税，这反而助推了泡沫破裂并引发社会不满。

越南革新开放至今已22个年头，这次是这个年轻市场国家第一次在国际经济动荡环境中处理自身经济危局。“华尔街没有新故事”，但从一般经济规律来看，也并不是每一次蝴蝶扇动翅膀都引发风暴，即使引发风暴，也并不一定就是上次那一只蝴蝶。

越南国内的资产价格已经经历了快速回落，短期利率迅速调升也有利于汇率企稳，只要失业、通胀所引发的社会问题得到及时控制，随着生产成本重新拉低，转机或许会在人们最绝望的那一刻降临。

对中国而言，再次控诉国际“热钱”和资本阴谋并不具有建设性意义。投机资本的生存法则就是狙击最弱小的猎物，这是自然法则在经济社会的折射。市场难以完美，政策也不可能无所不能，只有祈望国际间存在纯洁的利他主义是纯粹的痴人说梦。

    应该说，以开篇的《汶川震痛，痛出一个新中国》为代表，这期地震专刊也有一些好文章。但通读整版整版的系列报道 ，感受更多的是地震来临时人性的灰暗。

    在第一篇文章《汶川没有死去，汶川仍然活着》中，有这样一段描写：在县城最大的一家超市，“人们一拥而入，跑在头里的人拿了矿泉水、面包和饼干，随即日用品货架也被一洗而空”，“人群已开始互相争抢”；

    第二篇文章题目就叫《孤岛汶川的人性百态》，第一个小标题是“一切回到原始社会”，第二个小标题是“人性复杂”，讲述了一个外号“老黑”的人带头抢劫闹事的事；

    第三篇文章《灾后北川残酷一面》，大段讲述了特警抓了二十多个涉嫌趁灾打劫者的事。

    想必不用列举了吧？因为后边的文章，也大多是刻意选取诸如“先救我”、“我是张书记”之类的阴暗面来写的。

    我们知道，全中国的媒体，在这次空前透明，可以全方位介入的地震报道中，及时准确全面翔实地报道了灾区情况，谣言没有滋生之地，我们在后方甚至可以比前方能够更准确全面地了解情况。我们感受的是切肤之痛，我们体验的是真挚感情，我们做到的是万众一心。

    但南方周末似乎看不到这些，看不到一切光辉和伟大，在那似乎合乎西方新闻观的冷静、中性、原生态描述之中，流露出的是文章立意之怪，角度之异，心理之阴。

    稍加回顾，近来的雪灾、藏独，往日的台独、重大案件的另类解读，南方周末大多都是以居高临下的姿态，以刀笔作剑，朝向广东之外的丑事恶事糟糕事，间或有正义之举，常态却是偏颇有加，难得看到它对民生改善、社会进步尤其是贫穷边远地区的赞美。或许如他们所标榜的，只有他们才能读懂中国，它的特立独行曾经也可以带给我们异样的思考、另类的见解，但它的剑走偏锋是不是已经到了渐入旁门、走火入魔的地步了呢？

    或许，南方周末的姿态曾经是合理的。广东得改革开放风气之先，引领时代进步潮流，问题先出现、先解决，经验见解先得出，五十步笑百步，这个资格还是有的，那时，南方周末或许真的可以被称为“最具良心的媒体”。

    然而，正如网友指出的，三十年来中国社会进步很快，国民教育程度大大提高，人们的民主意识、思考能力和知识水平有了天壤之别，你想轻易地见人之所未见已非易事。时代在变，政府在变，人民在变，南方周末却继续原地踏步，继续坚持站在负三十度角去观察社会，故意不以善意解读政府和人们的行为，是不是比唐吉诃德还糟些呢？

    一个著名的朦胧诗人自杀之后，一位作家朋友说，诗人可以批评、曾经指责的对象不在了，社会的发展已然超出他的理想追求，他活着还有什么意思呢？

    南方周末这么解读汶川大地震时的中国，有什么意思呢？(老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