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5年，中国证券市场的股权分置改革在一片争议中起步了。曾经因为行政效率、监管思路饱受诟病的证监会这一次面对来自各方的不同类型的意见、建议却表现出了少见的勇气，以“有条件要上，没有条件创造条件也要上”的风格果断地推动了股改破题。尽管后来的分批试点、上市公司与投资者谈判并由流通股东投票选择股改方案等措施曾被讥为“让狐狸和小鸡私了”，最初的舆论也普遍不看好股改的命运，但出乎各路“名嘴”、“专家”预料的是，股改进程进行的出乎意料地顺利，到今天，全面股改第23批公司名单已经出炉了，此时沪、深两市场参与股改公司的总市值已达19826.2亿元，占两市总市值的57.48%；参与股改的公司（剔除方案被否决的个案）总数达674家，占A股公司家数的49.93%，基本达到了A股总数的一半，至此，全面股改实现了上市公司市值、家数“双过半”。

虽然股改进程中也存在着不少问题，比如完成股改的上市公司后来被曝光在投票前有意隐瞒某些问题等等，但考虑到大部分股改公司的方案制订、沟通、投票流程进行得有条不紊，因此，股改至今发生的种种毛病也应算是瑕不掩瑜了。

在这种情况下，投资者和上市公司，都在期待股改后的中国证券市场迎来新一轮繁荣，多年夙愿、一朝得解，这也是一种合理的推断和正常的盼望，但对于“后股权分置时代”的市场机会，笔者却有不同的看法，这里纸上谈兵，权作泼泼冷水罢。

 

一、股权分置问题在股改中解决得并不彻底

股权分置问题曾经被当作中国股市的“原罪”，凡有市场下跌，基本都归咎于它，如果我们因袭这种认识，那么，今天的股改过半是重大成绩，日后的股改完成也自然可喜可贺。尽管股改启动之时，有评论说股改对流通股进行利益补偿就意味着“国资流失”，但谁也不可否认的是，股权分置的存在确实伤害了中小投资者的利益。来自市场的许多证据可以证明，当初政府为平稳启动证券市场所规划的显失公平的股份分类制度为大股东廉价获得资本控制权提供了机会，在缺乏监督机制的情况下，成本极低的资本控制权被部分大股东所滥用，或号称资产重组转移资产、或借口再融资反复圈钱，以至于二级市场投资者损失惨重、对市场丧失信心，正是投资者“用脚投票”的结果使市场反复回落到千点附近，才迫使监管部门下决心推动改革进行制度纠偏。

股权分置危害确实极大，股改也恰逢其时，可尽管投资者面对送股、缩股、权证等多样化的股改方式挑花了眼、乐开了怀，大股东的股份优势地位仍没有改变；中小投资者市场成本降低的幅度也并不显著；大股东控制权成本仍然低于小股东。我们看到，股票市场价格经过股改除权后，小股东依然是小股东，所不同的不过是大股东合法地多了一大批可以流通变现的股票而已……

经过如此股改之后，如果我们都认为已经解决了股权分置的“问题”，那么很遗憾，这说明我们到今天都没有找准问题的“点”在哪里。

这里，笔者无意纠缠于哪一类股改方式更加合理，毕竟，计算不同股改方式对投资者福利水平的影响方法上并不复杂，既然是人家管理者放手让局中人谈判得到的结果，论客作为局外人也自然无缘置喙，最好保持沉默。不过，如果今天就开始反思这次“急行军式”的股改的话，没有完全实现股改的目标可能应算是最大的遗留隐患。

股权分置的问题核心是大股东的股份成本偏低。因为低成本的控制权，大股东操纵上市公司的行为不仅没有人来进行有效且具有威慑力的监管，也缺少利益牵挂，所以，本轮股改的目标就是要提升大股东“胡来”的成本，降低中小投资者的持股成本，通过成本调整大小股东原有的不合理地位，这“一升一降”导致的“利益补偿”才是股改目标的要害。与目的相比，路径并不那么重要，现在市场的关注点在相当程度上偏离了股改的宗旨，忽略了送股比例才是衡量股改成败最关键的要素，转而把很大精力用在了权证等金融工具创新方面，针对中小投资者的利益补偿是否足够反倒无人关心，这实在是舍本逐末。

既然股改后市场股份比例的大格局没有明显的变化，对小股东而言，增大的只不过是股票的供给，在公司治理水平依然没有有效机制进行保证的情况下，投资者凭什么乐观地欢呼“新一轮牛市即将到来”呢？不客气地讲，如果部分股票的走强可以被再次解释为“局部牛市”，那么即使某些股改后的上市公司股票有较好的涨幅，又凭什么认为这应该归功于股改呢？

 

二、股权分置并不是中国股市存在的唯一问题

即便没有股改，大股东的非流通股也可以通过协议转让方式进行流通，得到相对公允的价格，因此，股改并非要解决这部分股票的流通问题。管理者借助股改推动大股东出让股份是希望产生“一石二鸟”的效果，一方面帮助过去的非流通股进入流通实现市场定价，另一方面使中小投资者的持股比例升高推动股市真正成为公司控制权交易市场并发挥作用，促使绩差公司、懒惰的经理人建立危机意识，最终靠提升公司业绩来提升市场价值、重塑市场信心。

中国股市的问题，股权分置是“表”，而公司质量是“里”，股权分置、公司业绩和退出机制相互关联，如果只注重于不同股东之间股份比例调整，即便股权分置改革顺风顺水地完成也绝无能力让中国股市死而复生。

在过去十多年内，支撑中国证券市场起起落落的是题材和资金，从来不是所谓的股改预期。无论是1996年还是1999年，在几次大的市场波动中，市场弊端是“投机泛滥”，是“价格远远背离价值”，是“违规资金”利用管理漏洞和信息不对称进行内外勾结，是大股东花样翻新的敛钱套路。投资者即便被蒙蔽，也是被操纵者编造的“高增长幻象”所蒙蔽，他们喜爱的还是企业价值，而不是因为流通股数量少、大股东股份不会流通的预期。如前所述，由于股改对股份比例调整的力度仍有不足，并未一步到位，因此此时提升公司质量仍和以往一样困难。

在资本市场提升上市公司素质的有效办法是竞争，这里竞争包括优胜和劣汰两个层面：所谓优胜，是让市场成为活水，引入新的优秀公司，让资金完成汰弱留强的过程；所谓劣汰，则是建立真正的退出机制，简化优秀公司进入手续，进一步降低“壳”的价值。遗憾的是，今天股权分置的过程尽管足够热闹，吸引了多数人的眼球，但已经少有人讨论股改公司的好坏优劣了，当ST类股票顺利完成股改的消息让明白人苦笑的时候，却有不少人弹冠相庆，仿佛戴上了“G股”的帽子，上市公司就已经经过洗礼，重新回到了起点。股改并没有创造价值，股改只是为今后的价值创造提供了可能，现在，股改的“治理强化效应”无人评估，而股改所带来的“利益幻觉”却在强化，对此，监管者不可不察。

股改过半，已经有公司在启动“定向增发”了，这更是配套政策失当的表现。中国股票市场没有“好榜样”就没有“优胜”机制，借助股改时机引入优秀公司上市并完成新老划断是再好不过的事情，而放任再融资开闸，则无异于将存量公司的劣汰机制取消。屋子打扫干净不易，我们都应该好好珍惜。

天下没有只涨不跌的股市，股权分置改革解决了市场大比例股票“身份”的问题，本身就是扩大了供应，肯定会有市场波动，增量股票供给会造成存量公司整体价格重心下移，而看好未来公司成长和控制权交易机会的新资金进入，又会支撑市场价格体系稳定向上，两股力量都是客观存在的，政策制定者切不可因为担忧指数下跌而令政策变形。形象点说，积患日久的市场缺点突出，正宜大刀阔斧砍出个模样，矫枉过正比谨小慎微也许是更有益处的。

娜拉是易卜生在名剧《玩偶之家》中塑造的为追求个性解放而出走的女性，在五四时期每每谈到女子解放，大家言必称“娜拉走出了家门”，但鲁迅偏要问“娜拉出走之后怎么样”，他自己给出的答案是“要么堕落，要么回来。”今天，当舆论和众多投资者对股改之后的市场寄予厚望，报刊、媒体充斥乐观空气的时候，我也想提醒大家，不妨多问问自己“股权分置改革之后会怎样”。

 

hoho

认识老倪也有些日子了，老倪的特点就是谦虚&安静，当偶庸俗地指出，目前他的《城市竞争力报告》已经有些影响，可以考虑出来做媒体经济学家的时候，他只是憨憨地说，喜欢安静，而且现在已经很好了云云，让俺汗颜。

这次城市排名把北京的房价问题捅出来真的需要勇气，君不见立刻就有社科院的其他专家跳出来说，这个报告只不过是一个学者的智力劳动成果之类的，可见这年头钱最好使，真话则那么无力。

北京和其他大城市的房价问题，现在已经到了讳疾忌医的地步，所有的人都看到中高价房成交极少，我举例为证，马连道板块的几个盘子，我就不说是哪几个了，去年年中、年底到目前，销售情况基本没有太大变化，一半左右依然在待销售状态，价格却已经从7000涨到了9000，这能算是健康的市场？

倪鹏飞说了真话，hoho，接下来看看是集体扯谎，还是有第二个人出来继续真话，如果是第一种，则证明中国的社会科学已经腐朽到家，经济学作为社科皇冠上的明珠已经暗淡无光；如果是后一种，则说明还有几个人在做实际研究，毕竟理论研究我们目前基本没有，hoho，不过我并不相信后一种情况会出现。

最新5239，那些当年胡说八道的人都哪里去了？

只要对自己有利，就可以胡说八道影响舆论，

可惜，尽管有15亿人说汉语，但掌握市场的人并不懂中文。

有幸拜读了《人民日报》的奇文“卡奴的明天在哪里”，大开眼界。

关于信用卡的消费风险警示，国内早有议论，从2003年开始，我们大陆的信用卡每年都在翻番，到现在大约也超过3500万张了，算算城市有多少人，这样的速度还不算离谱？因此，警醒一下当然必要。

难得的是该报的口吻和论据：

第一个大标题--制度杀人

哈哈，顶多是商业机构风险控制不强，个人规划财务不当，直接提升到制度杀人的高度，当真让人汗颜，今天cmb的信用卡部主管就曾是台湾中商银的信用卡部销售主管，难道我们让这个杀人制度的刽子手继续来内地杀人么？商业主体行为和个人消费行为出现了风险失控的情况，用商业途径解决是最重要的，上来就把大制度语境任意操纵，不仅等于什么没说，更等于歪曲了。

第二--阿扁的豪华排场

文中虽然春秋笔法施展不灵，但是跳脚大骂还是内行。“去年陈水扁儿子结婚，公然在电视直播镜头下摆开豪华阵仗。平日这个家庭的婆媳俩逛街也都是名街名店，买钻石、手表。”老天，这种八卦媒体根本不是陈这个人要的吧，媒体乐意报道且能够报道而已，还把平日的生活曝光出来。我反对这么写的理由有二，第一提阿扁为嘛不提连战？当年国民党还在台上的时候，参考消息对连战嫁女儿的排场极尽渲染，今天怎么忘了提？第二婆婆家里过得下去，给媳妇买钻石买手表，在内地也不是新鲜事，何必在这里大肆宣扬，难道我们都要表面上饿肿了才叫做廉洁？

第三--大标题“谁来救人”纯粹傻瓜到家

一个标题就表明他们根本不了解台湾。台湾目前针对信用卡问题，主要有两个举措，第一，限制银行进行委外催收维护安定；第二成立公益性资产管理公司进行展期和债务减让……人家有条不紊，到了我们这里，就一味闭上眼睛堵住耳朵大声进行自我宣泄。

什么心态？！什么文章？！什么作者？！什么媒体？！

 

算是流水账了。

前几天去东北转了一圈，哈尔滨向东阿城、牡丹江、鹤岗、浩良河、名山……然后折回哈尔滨，去长春，路上看了双城，长春到沈阳，路上看了四平。

这个时候的东北没有严寒，真得漂亮。

黑龙江的森林，吉林的农田，空气清新干净，人也朴实的厉害。

走过依兰，同行的人开玩笑，说这地方原来是徽钦二帝的幽禁地，带来的数百妃子，使得这地方后来的丫头也漂亮……

hoho，真的呢，记住了这话，再看当地人也觉得pp了好多。

说说有趣的事情吧，去名山那条路上吃了得莫利炖鱼，传说中的美食，名不虚传，但是后来想主要还是那地方正好在路途中间，饿了吃什么都香好多。在俄罗斯的边境口岸边，赶上了漫天大雪，赶紧找了个炖鱼小店，全用木柴，周围是地火龙，哈哈，七斤多大鲶鱼当场打死，切大块，扔进调料，然后贴饼子，配上哈啤，好吃的一塌糊涂……

四野的几个遗址一般，双城是透着失意的一个小城，四平则把四战四平的博物馆变成了营利场所，看看历史，也谈不上多么光彩，胜之不武。

喜欢阿城的金上京遗址，虽然有些工作人员在博物馆对我们有些怠慢，但pp的解说员mm态度谦和，也算博闻强记，原谅以下了，hoho，出来看，夕阳、古城墙、农田，四野悄悄，仿佛阿骨打的子民依然就在不远处劳作，那个地方值得一看。

鹤岗的煤矿沉降区住宿条件真差，简直无话可说，农村的两三个烟囱的小房子都要pp好多。

嗯，还去长春看了二人转，几个名角看下来，孙小宝算是有名角的范儿了，二人转内容差点，但是那身功夫真得可惜了。

哦，还没提双城的老韩甸杀猪菜，比以前在吉林吃过的味道淡一点，但是更适合我，觉得好吃。

在哈尔滨看了三大动力的企业，看了秋林，看了哈军工的旧址，感觉和自己想的完全不一样。

在沈阳看了大帅府看了昭陵，感觉后者值得一看，保护得真好，人也少，环境也安静。

一路走下来，感觉辽宁最像关内，没有特点，大而无当，显得空气不那么洁净。黑龙江和吉林的人感觉厚道多了，但三地共同的特点就是贫富悬殊，置身其中，除了无奈还是无奈。

 

又是一轮“名词”（所谓“知名的词语”）普及风暴。电视、广播、网络加上大大小小的官员、人大和政协的代表们，除了言必称民生，袒露对教育、卫生事业的关注外，说得几乎同样多的就是“自主创新”了。但是我想，凡事都要讲究因时、因事、因地、因其他林林总总的具体情况制宜，不能强求一律，特别地，自主创新这件事，也不能按照有些人的想法都归结为“自主知识产权”、“自主核心技术”上面，否则，不仅可能事半功倍、成效不彰，而且可能和预先的想法背道而驰、南辕北辙。中国的企业分布广、种类多，每一个企业如同我们每一个人一样，都有自己的产品特点、技术规律、市场定位，如果强调形形色色的企业都和“核心技术”、“自主创新”沾边，就真的有些削足适履的意思。

 

一、“自主创新”的重点是“自主”

为推动“自主创新”深入人心，也为了出台后续的激励政策，充斥媒体的是一些关于我国目前缺乏自主创新的数据和实例，比如“目前中国大中型企业中71%没有技术开发机构，2/3没有技术开发活动……”可是，分析形势往往是这样，如果你按照一个自认“非常关键”的观点去看，急切的求证心情很容易会自动抛弃其他信息而只剩下“严峻”的现实，进而“透过现象看本质”找到自己“满意”的证据。

更重要地，笔者认为，“自主创新论”者们大可不必那么心急如焚，因为“自主创新”的重点应该是“自主”，是来自企业家的要求。官员也好，专家也好，企业之外的人当然可以有敏锐的眼光帮助企业经营者发现问题，但是，如果企业并没有感同身受的话，那这个问题提出的可能并未到火候。

中国的企业改革始于上世纪八十年代，尽管承包、租赁经营、股份制之类的企业制度变迁也激发了一部分企业的生产力，但企业层面的制度变革并没有取得农村土地承包制那样突出的效果。特别地，发展最快、较早确立世界市场优势的企业并没有出现创新的核心——京、沪等大城市，而往往出现在广东、浙江等地。而沿海经济带的工业主体也是依靠劳动密集型产业形态起步，逐步进入世界产业分工体系，找到了自己的位置。这些企业中的大部分除了规模扩大外，很多到今天仍然延续着以前的“订单生产”模式，作为加工单位而非设计单位存在着。在有些地区，围绕着一个较复杂的产品，还自发衍生出了上下游的产业集群，当然产业群内部还是以小企业为多，在许多人看来确实有“小、土、群”的特征，给观察者留下中国只“刷盘子”不“读书”的印象也很正常。

问题在于，这些企业真的都有必要一夜之间抛下已经形成的发展路径进入“研发型”企业行列吗？我看未必。

对企业而言，只有技术适用与不适用的区别，而没有所谓“高”技术和“低”技术的区别；多见的是对成熟技术的路径依赖，少见的是对技术创新的偏执。企业作为盈利为目的的单位，找到自身禀赋特点能够成功把成本降低就能够满足提升竞争力的需要，从这一点上说，劳动力成本、资金成本、土地成本、技术先进性都属于禀赋集合，中国的企业可能大部分拥有劳动力成本优势，就自然会选择以此为核心竞争力进入分工体系，虽然技术含量不高，可这并不丢人跌份。企业要生存，就要硬邦邦地盈利，除了在广告上念叨，一般企业并没有承担集聚社会智力进行科技创新的义务，更重要的是，需要咱们中国企业解决的首先是庞大的待就业人口，企业即使多用劳力少用机械，只要能正常、合法地运作，就不应有高低贵贱之分。企业选择怎么生产是企业的事，那些指点企业应该如何如何的人，不仅多是做企业的外行，而且根本无法负担企业按照“创新”指示进行改造后亏损的后果，如此清谈，其实很容易误事的。

 

二、现有的创新体系为什么不灵光

目前，中国科技人力资源总量据说已达3200万人，研发人员达105万人，分居世界第一位和第二位。然而拥有如此高数量研发人员，高等院校、科研院所、大型企业近年来却一直未能产生几个技术创新的主体，不仅没能像发达国家的大企业那样不断创新并依靠核心技术实现投入产出的良性循环，而且大量依靠海外进口技术和设备也没能成功消化吸收并进而照猫画虎、独辟蹊径。这其中，除了有企业确实经过权衡后，“自主”地放弃了研发功能，埋头“土里刨食”的因素外，更多的是目前的不少企业，特别是国有企业缺乏创新的动力。

以汽车业为例，很多人指责政府“市场换技术”策略并不成功，证据就是市场让给了合资企业和洋品牌，我们自己并没有掌握核心技术，国产化率被扭曲成为部件国产化率，而没有能够推动整车设计等高端技术水平的提升。这其中的始作俑者其实并不是我们的汽车企业。想想国家对企业的优惠政策吧，公务车一律要用xx品牌，地方政府对当地的汽车厂商还会更优惠，甚至要求出租车都要选用xx品牌，这么好的生存条件，鬼才乐意自主创新呢？对于一只神经正常的猫咪而言，是选择呆在温暖的house，还是不分春夏秋冬、刮风下雨出去逮耗子，简直都不用培训。没有生存的危机感，指望企业能有出息，那才是做梦。这种情况下，中国大中型国有工业企业技术引进和消化吸收两项经费之比仅为1∶0.06就不难理解了。有人总爱说韩国、日本企业这个比例达到1∶5到1∶8，同样是东亚企业，为什么不能模仿人家如何云云，可是就不去想想对方国家企业的生存竞争状况，光看到了人家保护国货的一鳞半爪，回来就升级成了对民族工业的全面呵护，国有企业已不是真正的企业，却按照市场化主体的要求来诊断，不反思企业的生存环境，却草率地下“增加投入、自主创新”这样的猛药，效果能好吗？连学习的动力都没有，哪里有创造的动力？

回头说我们庞大的科技人员队伍，知识老化就不提了，他们的激励又是什么？做基础研究，没有足够经费，不能很快地见到效益；做应用研究，创新要对接企业，还要考虑市场需求，效益也不高，思来想去，还是简单模仿、制造概念，甚至欺世盗名来得容易，加上国内科研圈子里按出身系统、地域亲情“划圈子”的风气，扎扎实实做科研的人不多也就不奇怪了。

正常的企业不会拒绝适用的新技术，不会拒绝能帮助其降低成本、提高效益的科研成果，尽管我们的成果汗牛充栋，但是有多少成果在设计时是从企业需要出发的？有多少成果本身就是相互模仿的结果？引进技术设备容易，引进一套鼓励科学技术研究的制度体系难，而让国内建立起对智力劳动成果尊重、对科研态度认真重视的风气更难，从这个角度上讲，衡量一个国家的技术创新能力或者潜力，不能看有多少干事的人，还要看有多少人干事，更要看有多少人干实事。

 

简言之，这轮针对自主创新的宣传确实声势浩大，但众口一词之下，企业也好，政府也好，学者也好，还是应该将自主创新的丰富涵义和分寸把握好，把“核心技术”、“引进消化”、“技术升级改造”等几个不同层次的要求区分开，如此，“创新”这个词才能真正在中国落地生根。

如同新农村建设不能单纯盖别墅、搞外形，中国的企业还是应该把主要精力放在确立比较优势并保持竞争力上面，技术改造—消化吸收—自主研发属于企业成长的内生演化过程，就让它自然而然一些吧。

中关村的两家科技企业进入代办股份转让市场，被誉为一个“创新”，其实从当初到现在，没有多方面的赞誉，只有记者mm的报道而已。

股权文化我们基本没有，什么叫做股权，不是只有出资的权利，而企业也不是只有融资的权利，要有出资者的文化，要能够真正约束企业。我们没有这个环境，不仅没有法律保护小投资者，更没有规则来约束大股东。

如此，所谓的代办市场就成了一个“退出通道”，最近还嚷着要有再融资功能，这么说的人，简直缺乏起码的金融头脑，如果代办股份转让这么不规范的市场都可以做再融资，那上市公司那块为什么还不开闸？

鬼才相信上市之后的资产质量优质，因为完全有动力通过重组剥离有效资产给买股的一个空壳，还美其名曰支持科技产业。代办股权转让市场本身就缺乏规则，云集了一批历史遗留问题，根本不是重开炉灶弄一个新的市场的好选择。不要总比nastaq，我们自己的staq和当年的net最像美国的柜台市场，但是关掉之后的这个，最像垃圾堆。

指望垃圾堆变成金山的人，绝对不多，多日没有成交就是明证；

而指望说服大家把垃圾堆当作金矿的人，不是没有本领，是因为最近十几年说谎太多，根本没人信了。

 

 

目前在经济学教材图书市场上出现了一个值得警惕的趋势，大批成系列的国产教材被摆上柜台，其中有翻译的国外经典或非经典的教材、专著，也有各个高校学科带头人领衔主编的“高校教材系列”。在“书山”前驻足，版本繁多、内容却雷同，表面的热闹颇似当年实物产品生产领域的“大跃进”，无非是出现在了一个特定的精神产品制造领域而已，有人认为，教材的品种多样，有利于扩大学生的选择范围，虽则如此，个人却认为这样的趋势是不可取的。

理由之一，市场上这些教材的内容基本都属于现代经济学领域，停留在一些基本理论的技巧介绍和理论总结，尽管也有所谓的高级、中级、初级之分，但是滥出教材的现象实际上已经超出了按照教学研究领域进行难度分层的需要。面向本科生的初级、中级教学，强调规范性方法的介绍和系统性概念的表述，在教材挑选方面本来就不需要过于宽泛的视野，因为经济学基础学科中，国际上广泛采用的主流教科书数量并不多。教师高质量地完成此类的教学任务，经典的几种国外教材足矣，考虑到翻译水平有高下之分，西方经典的原版影印已经能够适应国内高校学生的需要，在实际中是受到学生欢迎的，属于“价格便宜量又足”的商品；而使用效果方面，调查一下可知，没有多少大学生愿意在课堂教学中阅读经过翻译的教材，部分翻译的教材尽管在“阅读”方面省时间，但是在“理解”方面绝对是浪费时间的。从纯粹教学需要来讲，非主流的西方教材之所以没有被西方国家高校广为采纳一定有其不适应需求的原因，天下的初学者对于一门学科的理解能力实际差距不大，介绍一些非主流的教材对于提升国内教学水平并没有多大好处，更遑论国内高校老师的独自扛鼎的勉强之作？说到国内教师的独自出版的教材，除了少数教师的精心作品能够摆脱“自产自销自用”的命运，大部分的教材只有几千本的印量，在该名教师的教学生涯中慢慢推销给自己的“桃李”，如此循环，遗祸十年的有之，绵延两代师徒讲坛的也有之，用水平低下的教材施教，即便其教学态度十分严谨，对学生来讲，也是莫大的伤害。对于面向研究生层次的国产中高级教材，除了少数几本国内教材口碑较好之外（网络上已有评论），大部分难以符合“高级”的名分。从实际中的使用者角度看，尽管介绍进来了大批教材，但是真正在国外论文中被时常提起的高级教材，国内并没有引进，高校中研究生的案头，复印原版教材的“违规”现象非常普遍，不要责怪他们没有知识产权观念，毕竟复印的价格也是不菲的。这里值得提醒策划掮客和出版商的是，高校图书馆的原版教材借阅处是最好的教材质量甄别场所，很多后来出现在市场上的中文版高级经济学畅销教材，实际中都是以数年来被频繁借阅复印为标志的。

理由之二，国内高校教师自编教材的态度值得置疑。为评职称满足所谓的评审“硬”指标而出书在早些年已经不是什么“秘密”了，近年来又出现了为挣钱而编凑教材的现象。所谓迫于职称晋升压力，已经是非常勉强的遮羞借口，如果为糊口计，则是属于等而下之了。市面上的部分教材，“领衔主演”的国内高校教师一般负责“编”，真正的“写”的任务则往往交给自己的研究生们完成。试想，以尚无教学经验的研究生水平写出的东西，用在一线教学充作教材，在教育产业化的今天，可算是“不需上绞架”且利润又丰厚的生意了。从这个角度看，某些高校的学术带头人的态度首先就值得检讨，以目前国内现状，行政、教学、科研之余，尚能够领衔主编教材，承担如此严肃且繁重的劳动，经年累月下来，真正能有多少精力投入到自己主编的教材中去？如果编写群体利用信息不对称掺杂使假，更容易让教材的生产处于“道德风险”之下，牵头人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又怎么对得起以自己主编作卖点的“金字招牌”？今天的国内高校经济学院，层次高些的研究型学校编辑出版系列教材，算是所谓的“正规军”，纯粹的教学型学校则零敲碎打，在部分学科教材领域进行小批量、多品种的“突破”，算是“地方军”竞争态势也算是风起云涌。只可惜了今天教材领域，早没有了传说中的正常的知识薪火相传、智慧点滴积累，倒有几分像军阀割据时期，“大军阀号之以武力统一”，“小军阀抗之以保境安民”……少数几所名校的学生还能以力挺本校教材作为传统上孤芳自赏的注脚，可怜了大部分普通高校经济类的学生，既要不情愿的掏钱购买本校的低质量教材来应付考试，又要在林林总总的其他高校的教材中被迫“站队”，以便应付“心仪”高校今后的硕士生和博士生入学考试，凡此种种，只得意了旱涝保收的出版商与编书人。“读书乐，乐读书”早已经让位于为了生计谋划的考试准备，莫说教书的有了匠气，接受教育的人在这样的环境下也难保不平添几分不平，可能的学术生命经过了眼花缭乱、乱七八糟的“知识”灌输后，只怕早已经未老先衰了，如此训练出的学生，进行学术创造，几乎是当然的语无伦次，而且容易低水平重复了。从这个角度分析，国内教材丛生的害处是很大的。

了解我国现代经济学科建设和发展的人都清楚，1978年以前，国内是政治经济学的天下，没有严格规范意义上的现代经济学。从属于马克思主义经济思想、且具有中国特色的政治经济学，在对西方原始资本主义运行机制方面比较成系统，重在批判，而对现实市场经济认识能力不足，经济解释能力不强，而国内政治经济学社会主义部分是政策的集锦和阐释，常变常新，更谈不上是严肃规范的科学。八十年代中后期到现在，我国经济学教学和科研正在从传统政治经济学中独立出来，逐步形成专门的现代经济学学科，政治经济学本身也在增大现实经济分析的内容，在分析方法上借鉴现代经济学，向规范化和主流经济学靠拢。

国内从事现代经济学研究和教学的骨干教师，基本在求学期间没有受过规范的现代经济学训练，在研究中得到的成果也许只能算是“点子”或“想法”而决然称不上属于自己的思想体系。毕竟，很少有一线教师能够系统地把握本学科的前沿动态，没有对他人的系统掌握，不能判定是否与前人暗合或者与今人进行着重复劳动，也就不能武断地认为自己的想法必然属于创新。在与国际接轨、学习西方经济思想的时候，教师本人对规范思考方法和分析技术的掌握尚且力有不逮，凭一己之力进行忙于知识汇总、进行教材编写似乎操之过急了。

因此，在这个研究者仍然在强调学习和自我塑造的时期，国内经济学教师首先应该教给学生的不是自己那份谈不上成熟的“思想”，而是规范的方法，让学生在规范的方法指导下去学习、比较、交流、提高。尽管目前的学术界，名家、大家算是百花齐放，但是，在基础理论方面，学贯中西、一统各家的集大成者尚未出现，更何谈一本“集大成”的国内教材？因此，与其比照国际主流的现代经济学教材“照猫画虎”，炮制一些不中不洋的“夹生饭”，不如老老实实用心教好一门理论课，讲授好一本规范、主流的西方教材。大可不必用着自己的中文教材打底，在教学中进行所谓的“双语教学”，真要那样的话，学生迷迷糊糊听课，课后迷迷糊糊地钻研教材，恶性循环，有了貌似先进的教学形式，可绝对产出不了优秀的学生。

在研究领域，国内曾经出现的制度经济学热、演化经济学热、计量经济学热，表面上看是追逐所谓的前沿，说白了是进行教学和科研的人底气不足所致。反映到教材编写上，理工科出身的教师，以技巧做利器，纵横捭阖侧重于方法研讨，在教材中更是力展所长，把经济学基础理论教科书弄得像是高等数学，没有分析框架，只有计算方法；文科出身的教师，则以文字、图表作为主要分析手段，常提的是制度，绝口不提的是数学，往往洋洋洒洒十数万字的教材竟然像是政策报告，偶尔几个公式看起来也像是可有可无的点缀。

至于翻译国外的教材，并不是不可以，其难在求精求质。在目前的国内教研水平下，介绍、翻译、引进西方的教材，绝对应该是一个多学科合作的事情。在笔者看来，至少译者要了解国际主流的经济学教学情况，明了西方的教学实际，懂得数学、经济学，语言功底也要好。这方面，“海龟”无疑是合适的，但符合这类条件的译者毕竟稀缺。也正因为禀赋的限制和需求的冲突，现实中面世的翻译教材数量虽多但是质量好的寥寥可数，无论内容的斟酌还是印刷的装订，求量不求质的意思昭然，让人担心少数几个高质量的“海龟”也在逐渐被急功近利的国内环境所异化。

国外的主流名牌教材一版之后，能连印数版的不罕见，萨缪尔森《经济学》今天已经是十几版了，记得萨老在教材中开章明义，“经济学不会保证使你成为一个天才，但是，没有经济学，你简直非吃亏不可。”相比之下，我们目前热潮涌动的教材市场上，那些消耗了大量人力物力制造的教材，估计不但不能保证制造天才，大约还会让孜孜不倦的学生们吃亏啊。

中证报陈静mm报道，G旋风（600172）成为沪市首家因为业绩增长未达承诺标准而向非流通股股东追加送股的股改公司，这也是继G索芙特（000662）之后追加送股的第二家。业内人士称，随着修改后的《公司法》、《证券法》和新会计准则的先后实施，上市公司利润操纵的空间会越来越小，加入追送行列的公司会越来越多。

G旋风年报显示，公司2005年度实现净利润7123.7万元，与2004年度净利润6009.3万元相比，净利润增长率为18.54%，低于公司在股改说明书中承诺的25%增长线。因此，随着G旋风2005年报的披露，公司同时宣布触发股份追送条款。根据追送条款，G旋风向在该股权登记日登记在册的全体无限售条件的流通股股东追送1040万股，送股实施期限为2005年年度股东大会后30日内。

多么明显的事情，先期有人多多买股，做个不好的年报，然后得到更多的国家股，这才是国有资产流失，竟然有记者和媒体配合着一起叫好，全疯了！

 

今天看《21世纪经济报道》，开眼了，一个评论员说邹恒甫是论文原教旨主义者，说larrylang虽然学问不错，但是像他们这样的都没有赶上为伟大的中国改革出谋划策，所以这时候出来提反对意见不应该，这名评论员当然还向“温厉以宁静”的厉先生表示了崇高的敬意和良好的祝愿。

说真的，我很想揍这个白痴。我不否认厉先生的贡献，我曾经很认真地看了他大部分著述。

但是，要命的是这个作者的逻辑，你发生xx伟大事件的时候我必须出现，才有资格评论，ok，全体历史学家都是废物，因为他们不是彭祖，没有活数百年，是不是就不能研究历史？况且，中国改革什么样子，这个评论员自己也没有完全经历，如何口无遮拦地设定了一个标准，确立了以“贡献论”划分阶级的一个限制？

说论文是研究路子，而实际问题又是另一个研究路数的更可笑，全天下只有我们乐意给自己的一个观点包装成xx学。论文是经济学，写小段子是经济学，写报告写建议写对策也是经济学，这里面逻辑是一样的，如果你得到论文的检验，只能证明你的逻辑可能更专业，你拒绝检验，并不能作为获得QA标志的其他人平起平坐的理由。

鬼知道现在媒体的少数记者都怎么了，平时不看书，不了解一个专业，以为一个专业还停留在她念书的时代，或者他认为的那个层次，或者他老师告诉他的那个样子，抱残守缺，指鹿为马，敢于谈论自己不懂的东西，实际上可以算作戴红袖章的写字者，其蛮横、愚蠢和对文明进步的阻力作用不亚于文攻武卫的红爷爷们。

一开“两会”，涌现了一批穷哥们的代言人，尽管所提意见荒诞不经，显然并非深思熟虑而是跟风做势，但是无不情真意切，不需要选举锻炼，演戏看来都是一学就会。

现在有两个问题是矛盾的：第一，为底层代言，是不是真的如人所说，越是有良知就越要给底层发言？

第二，这些有良知的人能找到真正的底层吗？或曰，底层是不是目前舆论所指向的农民？

我觉得这两个问题都值得商榷……

社会分层、多元化，公共知识分子阶层产生，本身并不必然意味着底层群众的传声筒声音应该越来越响亮，每个阶层都应该有说话的权利，这些代言人也有交锋的权利，社会正是依靠这样的机制，得到代议制的效果。

底层的范围在今天扩大得厉害，农民被剥夺了很久很久需要利益补偿，那么城市下岗人员呢？他们连块地都没有，是不是更需要保障呢？失业学生呢？工人阶级呢？一大群人笼统地说底层，我到现在都没有明白谁是底层，他们在说什么。

上有所好，下必甚焉，但是真到了制定政策，可不能看风使舵，那可真是个良心活儿了。

 

周日生病，在家仔细看了看上海和深圳市场。

起因呢，周围一堆人在看好，连稳健的中年人都去买了若干大盘股基金，sigh，天下只有权力和金钱能让人疯狂，放到任何时代任何地方都成立，少整没用的假大空，人民有了梦，就可以不走寻常路了，hoho。

貌似零零总总也关注市场11年了，这个市场缺点太多，多到每个人包括出租司机都可以随口说一些毛病。但是，中国证券市场之所以充满魅力就在于有故事，呵呵，今天看到st康达尔，看到白猫，看到上菱电器，都能想到当初破天荒的事情……

市场强的让人眼晕，很多品种跑得真快，完全按趋势算，一大批公司俨然要走上升通道了。

不过且慢，总感觉市场上资金推动的意味太浓，不完全是群众参与的结果，盘面统计上，大资金的力量大得惊人，我总有点自己的想法。

中国市场三个问题：股权分置、新生血液、退市机制

现在，股权分置过半，但是大公司解决了，还有一堆问题公司没有解决，不能说成功，给70分；

新生血液，一堆海龟公司要回来，无非就是圈钱多点，但是有了好的品种，给80分；

退市机制仍没有解决，没有真正退市的就没有威慑力，就没有真正的市场秩序，三版不算，那个地方提供了流动场所，但不算真正的威吓，投机气氛仍存，给10分。

所以，中性评价，谨慎乐观，不过倒是有堆好题材可以写了。

 

还有了老张音乐网

听了这兄弟的那首歌，我实在觉得比《股民老张》差远了

走上社会就不要怀念校园，哥们还定位为校园歌手，真是……

无话可说

传说作的最烂的那版flash

里面多少镜头让我思绪万千，呵呵

有空一个一个讲

 

进入2006年，“产能过剩”日渐成为媒体的热点词语。国家发改委下属的研究机构发表的报告明确声称，“钢铁、汽车、电解铝等11个过剩行业的产能过剩状况如果继续加剧，可能会形成通缩局面”。由是观之，国家通过宏观调控手段管制重点行业的决心已下，按照惯例，“过剩”的说法不啻于宣布这些行业的“冬天”已经来临。

政府的说法貌似有理有据，以钢铁为例，统计数字显示目前该行业生产能力已大于市场需求一点二亿吨，而在建、拟建能力则亦已分别达到七千万吨和八千万吨，两、三年之间内这些拟在建项目都将投产……简单减法就可看出“过剩”的问题非常明显，但下这个结论的逻辑却并不牢靠。众所周知，产能百分之百释放，按照国内传统被称为“行业供给不足”或者“负荷过大”，世界上没有哪个产业、哪个国家的产能利用率能够始终保持在100%，宏观总量研究可以设定具体的比例当作“红线”进行警示，但是针对行业的中观研究可能并不适合加加减减地进行简单测算。

笔者认为，把产能简单和预测的需求做减法的做法并不科学，在此基础上得到“产能过剩”的判断也并不可靠，而且，政府直接介入行业扩张或收缩决策的做法更不可取。

 

一、“产能过剩论”本身存在问题

“产能过剩”对中国经济而言并不是新问题，从开放早期“一管就死、一放就乱”，到最近几年的“大炼钢铁”，产能引致的问题并不少见。一旦某个行业出现较好的盈利前景，马上就会引来各地的诸多效仿者一拥而上，资金、技术、土地在地方政府或明或暗的支持下迅速向热点行业聚集，基本上口号都是要形成规模经济。当若干规模较大的生产主体建成投产后，市场需求却没有相应膨胀，从而形成过剩产出，生产商然后往往就开始“价格战”，多轮降价最终挤压合理的利润空间，导致行业景气迅速消失……周而复始，同一个问题总以不同的形式，在不同的时间、地点反映出来，这已经成为国内产业经济领域的一个痼疾。

由此可见，“过剩”确实害处颇大，理应预防并高度警惕。但是，需要明确的是，一个产业的生产能力“过剩”与否的推断并不能按照如今主管部门的思路来测算。

政府的想法是做减法，通过预测产能和需求来看是不是能够协调供求，这种想法在计划经济时代可能是有效的，甚至是必需的。计划经济时代的特点就是经济计划和统计部门一条线，从原料到产品，从供给到需求，一切都是按照一个实现设定的比例进行规划，加之当时经济环境相当封闭，基本没有外部联系发生，进出口部门的运作都依照国内行业的需求进行安排，这样得到的供求数字不仅有比较扎实的依据，而且现实和规划的距离并不远。

如果同样的测算思路放到今天进行产业“过剩”与否的判断可不一定准确了。之所以不准确，不仅是因为产业预测本身就带有估算性质，还因为在开放经济和市场化环境下对供求两方的预测很难把握。原理上讲，产品供给方的生产能力，设备由于有明确的技术条件、参数，可以得到比较准确的估算，但这也只是生产潜力层面，企业乐意不乐意全都开工是未知的，不同规模企业的盈亏点和开工率的关系也是未知的。把握市场需求则更难了，产品市场需求预测本身就非常复杂，特别在经济全球化的今天，新兴市场、发达经济体等不同经济主体对基础原材料、能源、半成品、产成品的需求由于关系到太多的产业，估算起来非常困难。

特别地，今天工业品的生产商大都遍布全球，产业链纵横四海，真要做产品的市场预测，除了对产品需求数量、结构瞻前顾后，还要看清楚竞争对手、替代品的变化趋势，准确预测几乎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更遑论对三五年之后的看法。按照国内的习惯，产业预测这门学问本来应该是个挺适合交叉学科大展拳脚的地方，信息科学、对策论，乃至神经元网络之类的“功夫”都可以找到用武之地，但奈何我们政府却仍喜欢用加减法来做产业过剩与否的判断，这种把复杂问题简单化的处理办法不仅没有可信的科学性，而且缺乏一致的逻辑。

如前所述，按照政府的思路分析，供给的潜力大于市场需求视为“过剩”，那么政府所钟爱的真正的供求“平衡”是多么罕见！经济体系本身是很复杂的综合体，今天某类产品的生产领域出现能力闲置，可能正适合该类产品进行结构调整、生产商通过竞争汰劣留强。发达国家中，美国、日本一般的工业产能使用效率也不过70%多而已，偶尔在80%左右，绝少有100%充分释放产能，也绝少有产能仅利用不足两三成还坚持生产的。作为自主的生产主体，厂商在面临难以满足的生产需求的时候自然会扩大生产规模，在面临需求减少的时候，或者自动减少产量保护市场，或者干脆退出行业将产能转移到成本更低的地方。

政府所设想的市场需求不仅不牢靠，而且是和企业感受到的实际需求相脱节的，不拿枪的指挥拿枪的如何打仗，这不是外行领导内行是什么？

 

二、针对“过剩”的调节凸显中央和地方的利益冲突

中央政府的宏观条件部门之所以非要干涉地方的产业建设，非要对具体的产业生产状况作出指示，一切都源于目前的产业资金运作模式。按照中央政府的说法，尽管企业是市场主体，但是用于项目的资金往往都是在地方政府的要求下从国有银行体系中流出的。投资成功，地方和企业得益；投资看错方向，则银行和国家买单，这种拿国家资金“试错”、输赢吃糖的效果是中央政府最反感的。

地方政府扶持企业进入热点行业的理由也很充分，那就是国家并不是总能预测对头。中央的宏观管理部门一直在总结经验和教训，在行业高涨期往往提醒投资者控制风险，希望用自己的表态来指引资金流向。这有点像春运期间交通部门如临大敌、苦口婆心为热点路段旅客设计多种返乡路线的意思。但如同春运年年有问题一样，产业调控的目的总也不能很好实现。早些年，政府预测电力市场需求水平不会上升过快，关闭了一大批高耗能的小火电，结果，面对电力短缺的时候地方、企业立刻手忙脚乱；石油化工行业也如是，早年在油价约10几美元一桶的时候，国内能源管理部门并未意识到中国石油需求会快速上升，反而在下大力气推动终端销售网点整合……政出多门、政令不一、朝令夕改这些问题，让地方和企业经常有口难言，不得不时常对“上峰”指示作出修正。“一统到底”肯定是最有效率的，但是扯进来“上有政策、下有对策”，产业周期的判断、企业扩张与收缩的决策等再市场化不过问题也渐渐被弄得非常复杂。

在判断产能和市场需求上，行业协会比中央政府的宏观管理部门有更充分的发言权，可是现实往往是连接国内的大中型企业最紧密的行业协会表现仍乐观的时候，宏观管理部门已经急得不得了，两个渠道出来的数字对不上号的情况更加多见。到底宏观管理部门习惯了分析总量，对具体的行业形势哪能了解那么真切呢？本着专业化分工的原则，政府也该松松手让行业协会来预测行业吧。

需要说清楚的是，笔者完全赞成中央政府基于国有银行资金安全考虑进行的投资方向指引，但是如果在这个出发点上，采用“11个过剩行业”的提法，并以“铁本案例”进行管人管事的重点治理并不可取。在市场化体制的生成阶段，要力争用市场化手段解决市场的问题。

归根结底，企业和地方投资资金来源是否需要规范是一个单独的问题，不能和对具体产业的供求判断混为一谈，从道理上讲，下大力度进行产业指导的同时，是否能够分担企业的机会成本？如果不能，为什么多部门齐抓共管对国内某个行业来推动或是抑制？如果可以，那么是不是又回到了条块分割、“谁的孩子谁抱”的计划经济？

别看方方面面都在谈“产业过剩”，这“过剩”还是“不过剩”还真值得仔细研究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