把以前写的东西归堆到这里，呵呵

正在失去共识的经济改革与动辄得咎的舆论精英

关于经济改革的讨论在今天比以往任何一个阶段都热闹。最早的讨论集中在要不要改革，后来是要不要继续改革，说白了，都是关于“to be or not to be”的选择题。可是，进入九十年代后期，每一步的改革举措似乎都引发了内容更丰富的讨论。新时期的讨论不仅局限在改革“要”还是“不要”，还有关于“适时”还是“不适时”、“适度”还是“不适度”的争论，传统的舆论精英和草根知识分子们在平面媒体、网络、声像传媒等各个阵地争得不可开交，人们似乎正在变得对每一个细小的政策变化更加敏感和挑剔。

针对这一新现象，部分传统的改革派文人和主流经济学者并不习惯，都认为是改革方向可能出现摇摆的前兆。传统上占据了舆论高地的“老派精英”们除了按照以往的发言风格继续劝说民众将“眼光放长远”外，更有人在苦口婆心、效果不彰后，舍弃了说服、诱导这类传统法宝，转而开始气急败坏地怒斥“符号人物”（或曰“新精英”）。于是，曾经和既得利益阶层（或曰“先富阶层”）有过龃龉的郎咸平、易宪容当仁不让被“老精英”选中，成为被攻击的靶子。有意思的是，“老精英”们对郎教授的指责并不针对其擅长的金融理论，却抱怨他“既未对国企改革做出贡献，也未提出更好的方案”；对易研究员则更舍弃了互相研究的“君子打法”，攻击其“丑化开发商”云云。不过，如果我们将时间视野拉长，这些“新精英”也确实曾经或正在对“老精英”进行过挑战，法宗西洋的“五个论”之类的说法也不比今日 “老精英”的言论客气多少。

一、改革的共识失落和精英群体的分化都是正常现象

古话说，“一叶落而知天下秋”，在今天各种思想如落叶般漫天飞舞的时节，我们都得承认，上世纪八十年代改革思想统一、各阶层齐心用命的盛况确实已经一去不复返了。

在“效率优先、兼顾公平”和“一部分先富起来”的方针指引之下，某些阶层在短时间内完成了资本膨胀、权力扩张、资源垄断，但由于政策补偿措施的不到位，还有一部分人不仅没有分享到改革的成果，反而被另一部分既得利益者以改革的名义剥夺了部分利益，福利水平出现了下降。社会阶层分化的情境下，各个阶层不同的利益取向决定了各说各话的现实，如果承认改革共识失落是由于社会成员内部利益分配不均和对前景预期不同导致的，则作为结果，社会阶层代言人的“精英”群体出现分化实属必然。

在改革的初期阶段，中国的舆论精英和民众沟通得并不好，尽管改革的动力来自基层，但自上而下的政策传播、解读模式决定了“老精英”们完全没必要去融入社会多数，更没有太大动力去发现、体察社会成员的实际诉求。即便有想法，化蛹为蝶的需要也会让有机会发言的新人立刻“早熟”，明白该说什么、不该说什么。随着经济改革深入，市场化的媒体需要先富阶层的关照，而经济学者仍需要媒体管道维持出镜率，在资本和媒体合谋的环境下，“老精英”群体完成了第一次分化，媒体有选择地扬弃了不合时宜、不知趣的论者。获得媒体青睐继续把持话语权力的学者在肃静的环境中得意忘形之后，冷静判断各阶层利益得失对他们而言更变得非常奢侈。

问题的关键在于，无论媒体还是既得利益阶层，谁都不能否认社会阶层分化的事实，因此，“老精英”面对不满且诉求不一的公众时，如果仍旧按老套路强求各阶层思想一致，要求那些在改革中的“失意”阶层继续捏着鼻子“失语”，不仅显得不那么厚道，而且有强卖强买的嫌疑。于是，“老精英”褪色、被质疑，并招致“经济学家”成为不诚实的头衔，实在是顺理成章。此时，“符号人物”（或曰“新精英”）及时出现了。他们来自体制外，熟谙专业知识，大多数属于“海外飞仙”，说话毫无牵挂。由于国内利益集团或未来得及将之收入麾下，或者由于“路径依赖”并不想“招安”他们，但这些人确是需要表现自我，他们甫一亮相就因为没有陈词滥调、直指人心而让人眼前一亮。

对于改革中的“失意”阶层而言，看经济圈子的学者打架，既解渴又开心，“解渴”的是自己有感觉的怨言终于被系统化地表述了，“开心”的是以往那些看似高不可攀的“传统精英”也有被点中穴道、呆若木鸡的时候……

抛开现象看本质，今天，任何一个阶层如果还想统一改革的理论市场，或者将针对改革的评论权利封锁起来，都将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抛开利益受损的“失意”阶层需要表达利益补偿的愿望不谈，即便是在既得利益阶层内部，得利少的阶层也需要表达分更大蛋糕的想法，得利多的阶层要宣示得利合理性的理由……众说纷纭必然要求更多的发言者，而无论“老精英”还是“新精英”都不过是这个过程中被选择的“传声筒”而已。

 二、中国的市场经济改革仍有相当多的共同利益需要表述

尽管目前或动听、或激昂的言论已经开始泛滥，各阶层诉求更加多样，但如果稍稍清理思路就可以发现，目前中国各阶层针对经济改革仍有相当多的共同利益可供阐述。在财产权利、交易制度、监管审批流程等涉及市场环境、基本制度体系的诸多方面，中国市场改革仍远谈不上完善，身处市场内部的各阶层仍有共同诉求，这些共同利益不能也不应被一些具体利益争执所掩盖，建设性的对话、齐心协力的推动一定能提升社会福利总水平。

笔者认为，之所以我们的社会阶层矛盾此时以代言人之间相互展示话语暴力这么激烈的形态暴露出来，应归因于社会阶层间尚不习惯利益冲突格局下的对话习惯。过去“铁板一块”的利益取向一致使得每一个讨论者的议题、角度甚至语气都没有太大区别，由于观点类似，精英群体之间的讨论问题更多的是礼貌的商榷甚至寒暄。那时，多个论者探讨同一个问题时持有同样观点，不仅不会被质疑为浪费时间反而会被公众视作该类问题果然重要的标志。

在市场经济环境下，社会成员的公平观已发生了根本变化。过去社会大多数人关注结果，而今天大多数人却在意起点和过程。基于起点和过程的制度设计本来可以很有建设性，且可以吸引大多数社会成员参与，但谁知我们的“新精英”却急躁地选择了财富再分配和财富来源问题“点火”，把对于制度建设更加关注新富群体树成“靶子”，而先富阶层的代言人则用回避“原罪”讨论的方式高悬“免战牌”。一方揪住不放，另一方且战且退，这真是有中国特色的悲哀……

在改革这盘棋行至中盘时我们就针对此类非时令问题争论不休，恐怕并不能有效地推进改革和持续地改善大多数社会成员的福利水平，反而更可能迟滞改革进程。笔者认为，此时“精英们”的正确态度应是针对什么是真正的市场制度进行建设性探讨，先行对制度框架进行完善，再来解决阶层间的问题。一言以蔽之，谈论市场体制下的问题，我们必须在真正的市场环境中谈，用真正的市场手段来解决，认识到这一点，需要今天和明天来参与讨论的人切实拿出气量和大智慧。

当年学习经济学时，课本的一句话至今仍让我觉得振聋发聩——“经济学家的任务就是把市场经济的道理对大众反复演讲”。说真的，今天的许多中国大众并不真的懂得市场经济应该是什么样子，更没有多少人对未来的中国市场经济改革走向有明确的把握，这说明，真正针对市场成员的训练仍远没有完成。此时评价中国经济改革的成或败、得与失，都不过是知识分子内部的空谈。在前往市场经济的路上，我们社会中的每个人首先要说服自己是市场真正的信徒，并帮助构建真正的市场体制，之后才谈得上利用市场理论引经据典地博弈。

在路上，同行者之间不断争吵绝对不算理性。毕竟，谁都知道我们没有回头路可走，更没有人确信回到过去真的能给自己带来天大的好处。

既然都是为了一睹市场真容，那么，我们不仅应该容许过去的那些论者在“只许前进不许后退”的旗帜下继续善变的论调，更不应指责那些“只拆不建”的反对者挑战昔日权威，总之，每一个人都应该得到平等的尊重和话语机会。浮躁的心态导致了经济学家的动辄得咎，但我仍坚信，中国的改革共识并没有质的变化，对于真正市场的渴求和信念仍在每个中国人的心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