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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ctober 31 在最确定的时候留神不确定性从哪个方面看，这周都是好消息充斥。但也就是在全球都对经济前景复苏表现出确信无疑之时，讨厌的不确定性也在慢慢地接近。 周一时，我国总理温家宝对外就经济刺激政策退出的时机做出了令人满意的表态。他认为，现在就撤出扶助经济抗击全球衰退的刺激措施，可能令经济复苏进程受挫。无疑，这大大提振了周边国家对中国经济稳定复苏的信心，同时也消解了世界对我们这个最大新兴经济体的政策取向疑虑。 接踵而至地，就是全球范围内各大知名企业盈利大增的利好消息。 先是美国微软、中国搜狐，然后，周二是德国拜耳、日本本田，周三是美国的VISA和日本富士通，加上阿赛洛米塔尔，周四是台积电和现代重工，周五是摩托罗拉和宝洁。尽管也伴英国BP、巴西淡水河谷和美国埃克森美孚等资源型企业的财报不如人意的杂音，但宏观面毕竟出现了美国第三季度国内生产总值(GDP)环比年率一年多来首见增长这一最值得重视消息。从数据上看，美国第三季度的GDP环比增长3.5%，为2007年第三季以来增速最快，表明大幅度的经济衰退可能进入末端，复苏的迹象正越来越确定。 但令人玩味的是，利好出尽的周六，却出现了美股大跌2.5%的市场反应。显然，当好消息真的到来的时候，大家的理解却开始出现了明显分歧。 有人说，数据掺水、作假，实际情况远非官方所披露的那样美好。例如，美国媒体对政府公布的就业转好消息表示疑问，据说还有证据指出，接受政府救助的机构虚报了就业量，有的机构甚至人为将增员数字扩大了十倍等等。 有人说，支出增加得过速了。财政刺激计划无法再行推进。例如，共和党人就指责奥巴马政府医疗改革方案的花费将是“无底洞”，在未来十年成本必将超过9000亿美元，赤字的天量窟窿由民众埋单，可能美国脆弱的预算崩盘。 有人说，现在正孕育着贸易领域的激烈争端，将来外汇、外贸的剧烈波动难以避免。例如，上周到访的美国商务部长骆家辉就明言，美方对近几年人民币的升值表示欢迎，希望中方能让人民币进一步升值。中方对此反应非常冷淡，表明双方对此的分歧确实显著。 还有人说，目前的经济突然快速走好，是部分国家刺激政策收尾阶段引发的“末日效应”。部分持观望态度的消费者希望赶上各国政府设定的最后消费补贴时点，突击买车、买房等所致。关于此说，在中美也都不乏证据。 从上述看法来研判当前形势，诸多好消息又确乎变得不那么鲜丽了。 这就难怪，也很有些老牌机构仍在为未来的不确定性做准备。上周，已是欧洲最大资产管理公司的德意志银行宣布以牺牲三季度盈利做代价，将坏帐准备提高一倍多。荷兰国际集团则宣布，将着手分拆银行和保险业务，一方面进行75亿欧元的增资，一方面预备先归还50%的荷兰政府金援。 与此对比，我国的中投公司似乎表现得信心满满。据媒体报道，中投公司在今年二季度市场趋稳后，已加大投资力度。“为了把握矿业、房地产及能源等领域的投资时机”，中投公司目前可用资金已投资约一半…… 需要提醒的是，中投公司或许掌握了管理风险的办法。但学理上，不确定性和风险其实是两个概念。后者可测度，可以通过模型、指标来实现常态下的收益最大化、风险最小化；而前者完全是不可测度、无法管理的。也正因为此，不确定性最值得重视。 俗谚云者，小心驶得万年船。如今，需要牢记这一告诫的人群中，既要包括你我，也要包括当下创业板市场的狂热赌徒们，或许更要包括刚出海时就曾呛过水的中投公司吧。
October 30 教师能否拥有兼职补课的权利？看苏文洋老头再次攻击教育文化部门，感慨中国其实无有左右，只有利益牵引。苏先生自说自话，连他自己都不相信当前的教师能够保证在兼职补课的动力下，不影响正规教学。他只是一力要求，教育主管部门给明确的考核，保证教师绩效的有根有据。在此基础上，让有余力的教师去兼职。
这样，事实上，又和目前的制度瓶颈相背离。真正的教师考核就是升学率，除此之外，都是虚的。你的学生比我的彬彬有礼，这玩意怎么考核，难道还要背靠背打分，难道还要雇佣第三方帮忙测评？
所以说，天朝的事情，其实大家都心知肚明，但就是乐意在自己有机会喷喷的时候，把水搅浑，已经没人真希望这个社会好。看那些被老百姓喜闻乐见的人也为了一己之私出来胡扯，真是让人感慨，在目前状况下，庙堂江湖倒置的话，只怕还会更糟呢。呵呵
依我说，教师目前的待遇已经够好了，这就平均水平而言，在国内的大中型城市，教师的水平已经和其收入基本对称。诚然，在教育领域，也不能奉行平均主义。因此，有人乐意去高价幼儿园高价涉外小学，那是他们的事情，但就维持生活而言，经过这次涨工资，不能说差。平均线以上，是没有问题的。
特别地，有些人认为《教师法》规定了教师工资不能低于公务员，正常收入损失要用其它方法去弥补。殊不知，这种规定简直是荒唐中的荒唐。首先，工资云者本身目前就很含糊，是基本工资？是全部收入？为什么不能把教师当做一个正常的社会群体？如果按照贡献，那么为什么医生的收入就不乐意比照公务员了？这看似是支持，实际是歧视。竟然还有人为了赶超收入，乐于到处宣扬这种明摆着的歧视。
October 29 从国民党严惩送礼风看台湾对腐败的容忍度10月28日消息据台湾《联合报》报道，中国国民党中常委补选今天登记，国民党中央昨天傍晚临时举行考纪会委员会议，对李全教等8位中常委、4位候补中常委开铡，停权3个月，无法参加补选。新竹县长郑永金夫妇违纪为新竹县议长张碧琴辅选，也遭撤销党籍。党内形容，国民党中央大动作连连，重整党内风纪，“好像一场清党运动”。
国民党周一通过中常委全体请辞，全额补选案，但考纪会昨天突然祭出党纪“补一枪”，高达12人遭处分。针对新竹县，也惩处36位违纪参选、辅选的地方人士，总计一天内共开铡48人，创下罕见的纪录。 考纪会昨晚公布开铡名单，包括李全教、许显荣、姚江临、萧景田、沈庆京、陈杰、华真、赖调灿8位中常委，加上李嘉峰、陈文汉、黄志雄、江硕平4位候补中常委。 马英九昨天下午主持中山会报，考纪会报告中常委贿选案调查进度，并未讨论惩处名单，马英九裁示，“要宣示改革决心，党中央尊重考纪会任何决议。”随后考纪会举行临时会议做成处分。 考纪会主委阮刚猛说，李全教等12人虽否认送礼，但放任支持者送礼，严重破坏选风、损害党誉，援用党纪处理规程第2条第2款，全数停权3个月。 阮刚猛公布送礼清单证据，包括秋刀鱼、蜂蜜、茶具礼盒、小毛毯、酱油等多达11项，并未出现高单价礼品；他说，开铡绝对有凭有据，未来补选若抓到送礼，一律开除党籍。 附上礼单，呵呵  从季报看中国股票有点贵了如果不是证券公司的人跑来提醒，我还没有认真计算过。最早zx同学打电话采访时候，我是根据预披露做的判断，现在看来基本和专门做市场分析的人的想法接近。这个结论就是——以目前披露的季报估值水平看，大部分股价有些贵了。
预披露的业绩预增，大概占到全部市场样本20--25%左右，其中，大概一半和重组有关，剩下的10%当中，最大的业绩支撑板块来自银行业绩环比转正，从这个角度看，基本上在利润排名的top20之后，这个市场几乎没有什么便宜东西了。
那么，在当前阶段，似乎只有重组是个真正的热点。除此之外，可能还有资源（黄金、煤炭、钾肥等）和资产（地产等），有一点点估值想象力。其他的东西估值都比较贵了，目前新股发行平均60倍左右，其实市场心态已经等于是在赌，赌明年业绩能翻倍，这样能回到30的可接受区间去。问题在于，明年的业绩能翻番吗？鬼知道。
所以，30%左右的因业绩过度拉高的东西仅仅是交易性机会，已经没有投资价值。很遗憾的是，我们天天说投资估值，却总是有一个看不见的手引导我们去赌，国庆之前赌国庆行情，两会之前赌两会行情，所谓何故？惟好东西太少而已哉。倒差价的做法所以盛行，也是因为这个吧，从这个角度看，创业板也难逃这个命运。平抑这种波动，一要有做空手段，二要再积极地发展指数化产品，把换手率降下来，不然的话，认识投资风险的过程将伴随大众的真金白银，而那些既得利益者则可以用创业利润马克思都承认的说辞来为自己的掠夺张目。
就目前估值水平而言，合适的买入时机应该在2500点以下，我们都过高估计了公司的受益面。此前，我曾以为下半年将能在3500---3000震荡，事实上，3000点也无法支撑三季度的估值。在2500-3000震荡的前提是，市场热点被资产重组和资源资产替换。
October 24 对富豪捐赠的关注不能止于争议福建富豪陈发树的巨额捐赠引发了令人讶异的负面评价，支持者少，叫骂者众。直让人觉得，在咱国内别说要真当上“中国版盖茨或巴菲特”极其艰难，就算小声说想效仿之，都要面对铺天盖地的口水。虽然那些吐口水的人，对社会做出的贡献或较之陈董而言相差万里，但并不妨碍这帮人仿若真理在手而义正词严。此番情境不禁让笔者联想起《无间道》的桥段，一边是举起双手送上身家，表示“我想作好人”；另一边是不依不饶，“对不起，我是警察”。 无独有偶，这几天民营企业农夫山泉也在和《公益时报》干仗，起因也是该媒体对厂家宣传的捐赠用途进行了质疑。结合早先蒙牛的牛根生折腾“老牛基金会”时的争议看，但有捐赠，本能质疑，已成为程式化的讨论习惯。只是，这质疑从来是选择性的，因为似乎很少有人去认真关注那些附属于民政部门的公募基金会们。事实上，后者虽然也公布年度审计报告，但从来没多少人去认真翻看那些大宗支出项目，去追究比如汽车、笔记本电脑、手机、健身器材的商品购买是否合理、价格是否过高。 原因何在，因为多数民众都真诚地“被相信”，这些穿着官衣的公募基金会值得托付信任。理由很简单，因为据说它们不像那些民营企业主一样身负“原罪”。 原罪，原罪，多少脏水假汝之名泼向那些捐赠的富豪！ 需指出的是，就陈发树案例看，若干流行的质疑其实漏洞颇多。 首先，“有意避税论”者完全不了解目前捐赠退税的程序繁琐。以目前多数民营企业家年上缴利税情况看，依靠捐赠来降低所得税负的办法并不实用。一是周期长，二是手续多，三是审批流程周折，远不如转换国籍、一走了之来得实在。 其次，“出资不实论”者纠缠的资产池构成问题更缺乏依据。有人仅计算了三家陈发树参股的上市公司股价，就得到其出资不实的结论。但媒体其实从未披露过新华都基金会的股权资产细目，因此，不妨容人家逐步公开信息吧。 第三，“缺乏监管论”者厚此薄彼的嫌疑甚大。不少声音强烈要求政府介入，似乎有公权力出来给陈发树背书，并指导基金会工作，则新华都基金会便可顺理成章获得金牌、配享掌声。但现在国内的不少基金会在项目运作、财务运营方面，尚缺少外部监督力量，至于能做到引入中立方对其项目进行跟踪参与更少之又少。不去打“大老虎”，却围着刚出生的“小老虎”嗷嗷叫，不知道是何用意。 当然，在再三呼吁之下，税务总局果然表示要调查陈发树减持紫金矿业股票过程中可能存在的偷漏税情况；民政部也表示要调研股票捐赠情况，目的是让“政府、企业和公众一起成就公益事业”。如果这是争议的结果，无疑是让人极度失望的。 本质上，民营企业的经营活动和民营企业家的捐款行为应被审慎切割，两者是完全不同的事物。那些以财产来源不正当、经营活动不规范等理由，质疑捐赠富豪善意基点的论调，在获得来自公权系统司法、执法的明确支持依据前，都是不恰当和不负责任的。而缺乏依据地打击好人、好事，只能让善良人心冷，让无助于社会进步的道德卫士队伍无限扩大，最终使得在“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环境中，发财成为一件需要掩盖的隐秘事体，比方中了3.6亿元彩票就一定要隐姓埋名连夜跑路。 笔者认为，对富豪捐赠的关注绝不能止于争议。目前，至少有三个方向亟待深入：一是民政部门在政策上宜尽早给投资型基金会等创新慈善形式定性，以保护和鼓励多元化捐赠的热情；二是官方背景的公募基金要更主动地走到公众面前，确立标杆并带动提升国内捐赠领域的透明度和可信度；三是对社会流传的富豪发家中的灰色传闻，更需公权部门恪尽职守，尽早给出明确说法。 若非如此，只怕愿意奉献爱心的有钱人会越来越稀缺，毕竟，那些贸然出头的前仆者教训已足为后继者戒。
October 21 人口红利消退，中国奇迹让位？改革三十年来，我们常以“中国奇迹”为傲。而构成奇迹基础的，诚然有坚毅的决策、内外部资本的引入和投入、各级教育普及和科学技术进步等，但“人口红利”所起的作用却不容低估。 那么，何谓“人口红利”呢？对我国而言，由于上世纪五十年代、七十年代鼓励出生的政策，促使新中国出现了两段“婴儿潮”，这些“婴儿潮”人口后代婚后，又因受到计划生育政策限制，在上世纪八十年代中后期开始，形成了一个生育率迅速下降时期。此时，老人、小孩的抚养负担均相对较轻，总人口中劳动适龄人口数量增加、比重上升，形成一个劳动力资源相对比较丰富，对经济发展十分有利的黄金时期。 客观地说，这笔“人口红利”为改革开放后的经济启动、增长，提供了大量、廉价、高素质的劳动力，对中国经济从农业为主转向出口加工为主的制造业，以及承受后来的结构转型压力，都起到了关键的作用。但是，“人口红利”毕竟是有限的。多数研究者认为，我国的人口红利可持续至2013--2015年左右。之后，随着中国人口逐步老龄化，社会福利压力、企业用工压力将叠加，届时，“中国奇迹”如要延续，势必要寻找新的出路。但是，此类盛世危言却长期被忽视了。 而今，在东南沿海一些地方，已经开始出现明显老龄化迹象。媒体报道，江苏的老龄化就比全国提前了13年。如果不考虑外来人口的涌入，在京津沪穗等大城市，事实上的老龄化更是早已存在。数据显示，美国的人口红利持续了五十年，日本的人口红利期持续了近六十年。即使是东南亚的泰国、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菲律宾和越南等，人口红利期至今也已经延续了差不多三十年。而我国，实际上在改革开放后，才得以享受有效的“人口红利”。这就意味着，因为我国人口红利期持续时间短、财富积累不足等问题，多数地区和居民正面临“未富先老”的危机。 从现实的急迫性出发，我国人口红利逐步消失，宏观上既意味着我国的人口红利期所剩时间并不多，我国的劳动力优势、储蓄率优势将不复存在，经济亟待转型；微观上也意味着社会保障投入不足、民众财富积累不足乃至医疗资源供给不足等历史遗留问题将逐步显化，给社会、家庭乃至人际的和谐带来更大的压力。 这对于我们这个长期以来依赖低成本，推动社会、经济发展的人口大国来说，无疑是一个极大挑战。笔者认为，通过以调结构、增收入为主旨的社会、经济转型，应对“人口红利”枯竭带来的负面影响，或是可选思路。 从经济领域看，如今改变以劳动密集型产业作为生产和出口支柱的经济增长方式已到了难以为继的阶段。下阶段，我国可考虑参考国际经验，结合国情特质，打造中国版“新经济”形态，即产业充分利用现有资源、资本、市场，企业重构依托技术、品牌、渠道的经营策略。整个经济体系改变粗放经营模式，逐步向集约模式转变。长远地看，这将不仅有利于摆脱劳动成本快速上升的困扰，也有利于善用我们劳动力质量较高的优势，在国际分工中逐步获取、巩固新的竞争力，促进国民经济进入新一轮的持续快速增长。 从社会领域看，则宜尽早考虑提高工作的退休年龄，在保障具备劳动能力的人口工作权同时，增加社会劳动力总供给规模，缓解人口红利消退期的“民工荒”、“职员荒”问题。特别对于中、高级专业技术人才，政府更宜尽早出台具有针对性和较大操作弹性的举措，切实保证经验、技术的永续传承和贡献最大化。此外，作为对改革前长期低收入、低福利的补偿，各地政府也宜在贯彻对农民、教师收入进行倾斜政策同时，尽早根据各地实际，加大对目前偏低的企业退休人员福利水平、收入水平的补偿力度，加快弥补此前社保、医保欠账的进度，以实现全体社会成员间福利和收入分配的公平。 合俊周年祭 勿忘周期律一年前，玩具巨头合俊集团倒闭激起了巨大震荡，倏忽间将东莞辖下的“世界工厂”样本，送到了媒体聚光灯下。当啧啧赞叹转而质疑四起，昔日不容置疑的成功典范一时成了反面教材。合俊案例因此也成为一个群体性伤痛的缩影，其轰然倒下及随之衍生的经济、社会问题，进而促动中央、地方各级政府对民营企业给予了更大关注，并通过政策、资金管道给予了必要的支持。 一年后，据报道合俊集团已与一家投资公司签订协议，获得运营资金外，还将以重组后的新面貌亮相。而昔日汹涌的讨论，如今随着外贸形势略略好转而渐归平静。一切都表明，由外而内的动荡年代已到尾声，美好日子即将回来。 但果真会如此理想吗？传统讲究“前事不忘，后事之师”。开放三十年，此番是整个外贸领域首次受到全球危机打击。因此，对企业，特别是外向型企业而言，正是一次难得的审视自身模式、总结经验教训的机会。何况，本次危机还可能根本上改变外需未来的结构、水平，持续影响行业和厂商。从哪个方面讲，合俊案例都不宜被过快扔到脑后。 因此，既逢合俊周年祭，不妨列上若干宜被记取的经验抑或教训吧。 其中，首要当是企业家应深化对经济周期的认识。尤其是在面对全球化环境时，亟待拓宽视界、丰富阅历以提升对外界变化的敏感度。众所周知，次贷危机因美国房地产在2007年出现拐点而引发，历一年发酵，逐步传导导致世界贸易变局。合俊倒下前，一轮周期本已呼之欲出，只是彼时本土出口商仍埋头于杀价肉搏，多未意识到形势将更严重。待到人力物力潜力挖掘殆尽，市场却更加糟糕，老板们于是只有关门走路一途。因此，今后的形势判断、结构调整、战略转移等功夫要下在平时，不宜临时抱佛脚、病急乱投医。 其次是政府宜逐步规划危机企业拯救预案。短期内，我们无法指望私营从业者责任意识自觉达到先进水准，合俊事后，樟木头镇政府据称在后来的债务清理、职工安置过程中出力甚多。这些来自实践的经验其实得来不易，不妨为此后企业救援建立标准模板，或还应推而广之。如今，在大力引入中小企业融资平台之时，政府也应未雨绸缪，譬如可引导、配建多层次中介组织作为企业诊断、重组、投资的专业机构，以逐步帮助消解政府行政责任压力，纾缓企业倒闭引发的社会经济震荡。国内外的经验证明，危机时是否拥有经济金融领域的“救火队”，结局大不一样。 第三，历经危机之后，我们更需要客观正视周期规律。所谓“顺境不忘形，逆境不自弃”。自从有了市场，就难免周期困扰，这中间并不存在所谓阴谋与算计，有的仅仅是因人性贪婪导致的资本无序流动与泡沫盲目膨胀，并不值得过度悲观，更不必要绝望。同时，不仅企业家要正视规律，旁观者也要力避过度自信。合俊以降，总不乏善意的研究者或官员建议业者做这做那，今日说要尽早转型，明日说要做大做强。但管理自有边界，跳跃发展也非纸上谈兵，越俎代庖的建议并不靠谱。 当然，因合俊倒闭所遗留的所谓经验教训，也终将因人性弱点中的“选择性遗忘”特质，使多数人渐渐淡忘。但那些能体味到其中真谛的人，或许将在下次危机到来时受益匪浅。 今天，尽管世界经济已有所复苏，但我国外贸形势仍不尽乐观。简言之，因为西方圣诞增消费、国际贸易商补库存等因素拉动的短期外需，实不值得业界过分欢喜。遑论今后一段时间，各国还可能将长期承受低增长、高通胀的困扰。从此角度看，过快忘记昔日合俊教训同时，下一个合俊已行进在前往终点的路上。 增加保障性住房无助于平抑房价由于直接给予房地产市场支持易受千夫所指，因此，近来打着支持保障性住房建设旗号，实质仍是系统扶持房地产市场的呼声高涨。但在现阶段，笼统地谈论增加保障房建设，当真能够平抑房价，甚至确保“住有所居”吗？ 先举一例，2008年10月，北京以经济适用房和限价房为主的保障性住房(期房)签约总量为4805套，比商品房签约量多出1363套。当时北京部分媒体曾欣喜宣称，“保障性住房对北京住宅市场是巨大冲击，这一趋势将持续发展，进而改变市场现有格局”。北京市建委更顺势宣布，“2009年北京市保障房计划规划建筑面积与2008年相比将增加近100万平方米”。种种迹象显示，北京房价似乎将从此受到抑制。但现实是，从2008年末开始，北京市房价触底，并快速反弹创出新高。至今，北京四环以内70%以上楼盘售价每平方米已达2万元以上。 可见，当时的保障性住房增量不仅没有起到平抑房价的作用，反而对价格反弹推波助澜。那么，究竟原因何在呢？ 笔者以为，之所以看似供求定律完全失效，原因或在于保障性住房政策本身存在问题。简言之，保障性住房政策因为过分强调行政配给，忽略了体系不健全、配套不完善等具体问题，反而催生出了严重的制度寻租，最终扰乱了房地产市场，导致了市场价格虚高。 具体地，由廉租住房、政策性租赁住房、限价房、经济适用房四大支柱构成的保障性住房体系，看似面面俱到，但实际上阉割了房地产市场正常的分配机制。按照制度设计，廉租房分给最贫困阶层，经济适用房给较贫困的阶层，政策性租赁住房解决中等收入阶层，限价房负责解决具有更高价格承受力阶层住房需要。 但事实上，除了廉租房、政策性租赁住房确是为“住有所居”而设置，保障性住房中的限价房、经济适用房均明显具备保障性住房和商品房的双重性质。它们具有产权内涵，却又与商品房价格不同；设定了收入、资产门槛，却在实际中难以证明；挤占了全体社会成员的用地指标，却缺乏令公众信服的理由。即使是政策性租赁住房，也因为承诺的保障面过于宽泛，而在实际中更难以操作。 于是，本应由市场提供的供给被政府越俎代庖了。房地产市场的供给结构与需求结构因保障性因素加入而错位，导致政策越调控、需求越难以满足。加上部分地方政府出于财政需要，有意控制供地节奏，甚至公开托市，导致本应谨慎、理性的住房消费彻底沦落成了“抢椅子”的投机游戏。而今，廉租房总被忽略，限价房、经济适用房的分配公信力承受越来越广泛的质疑，相当数量“夹心层”则似乎要永远生活在传说中的政策阳光雨露之外。随着市场制序渐乱，政策也已无力做到“收放有序”了。 众所周知，中国房地产市场已泡沫高企，民众债台高筑，尽快平抑房价、满足各阶层住房需求迫在眉睫，甚或成为决定未来社会和谐的关键变量之一。此时，如果有关部门仍拒绝认清积弊所在，再行推进强化政府干预力的“二次房改”，乃至号令居民缴存的公积金为开发商输血融资，势必造成市场进一步混乱。 笔者以为，务实的办法，首要在于使复杂、含混的保障性住房政策简单化。一是加快真正具有保障性质的廉租房建设步伐，确保最贫困阶层不致流离失所。二是尽快下决心推动限价房、经济适用房、商品房合流，还机制于市场。三是以首付款比例监管、信贷资金导向监管、外资流向监管，合理调整房地产开发环节，交易环节和保有环节的税收负担等措施，以此配合正常的市场机制归位。 最后，若谈到平抑房价的“杀手锏”，最凌厉的自然莫过于征收物业税、遗产税了。但考虑到所谓特殊国情，要在现在就看到这符合国际惯例的政策日程表，或许更是相当的难。 October 20 比资源整合更重要的是对产权的尊重先是山西，后是内蒙，煤炭输出大省纷纷开始了资源整合。尽管区域有别，细则各有不同，但所执行的思路几无例外，基本都是通过行政力主导，促成本地私营煤矿企业尽快与本地国有煤炭集团完成整合。当然，整合的理由似乎天然正确，或者是“建设大中型矿源地、大中型矿业集团、高标准现代化矿山”，或者是“提高资源就地转化率”，或者是“淘汰落后、优化结构”，又或者是“打破官煤勾结联系”。但从效果上看，短期内变得更加庞大的国有煤矿集团是否变得更有效率不得而知，反倒颇多了些不知出路何在的“前煤老板们”。 必须看到的是，由昔日小矿主多如牛毛引致的“民进国退”当然不足欢呼，而今日由行政指令操控的“国退民进”亦不足取。根本原因，在于前者虽然产生了不少问题、矛盾，但彼时的孰进孰退，毕竟是在发展中自然产生的结果，问题矛盾都可归之于监管不力。但后者则全由地方政府包揽，从目标设计到实施方略，完全是超越监管的，直若地方主政者为此赌上了信用，一旦实施后效果不如意，比如事故仍频，比如国有资产仍有流失，比如企业效益仍不如意，则可能带来地方政府颜面尽失、信誉扫地的负面后果。 此外，因山西首倡的资源领域“国进民退”还可能带来其他方面的问题。 一是作价补偿是否公平，对此议论已经相当之多。诚然，有些地方的小煤窑矿主或许得到了官方的溢价补偿，但在衔枚急进的国有化过程中，一定也不乏有小矿主因效率而忍受了不公平，甚至遭到了严重的财产损失。据说，这种情况更易发于那些接手矿权不久的外来资本当中。立足未稳，先被政策杀得人仰马翻，后是投告无门、含恨退出。换言之，作价补偿是否公平，已不仅是山西本地的资本利益切割，还可能涉及到对外部资本利益的明显侵占了。 二是即令在山西本地利益切割中，因政策突兀的调整，而主动伤害私有产权利益也是不公正、不合理的。从媒体总结的情况来看，从2005年开始，山西开始对煤炭资源实行改革，旗号是“资源有偿，明晰产权”，因此当时吸引了一大批投资者进入，而不到四年时间又开始重新洗牌。行政思路忽左忽右之中，因国企亏损卸责在先，因民企盈利摘桃在后，虽然生财维稳有术，但惟独缺乏足够负责任的印象。 三是就对待民营资本“打破垄断、放水养鱼”的整体趋势而言，山西、内蒙的做法不仅是背道而驰，而且过于简单粗暴。为了民营经济发展，党中央、国务院都曾下发过多个文件，比如“非公经济36条”等，温家宝总理也曾专门发表关于促进民营经济发展的讲话，其中“我们必须为民营资本的进入和民营企业的发展创造有利条件”等等，均情真意切、暖人肺腑。这些自上而下的推动民营经济发展的举措，本身都不附加任何限制性条件，所体现的都是中央政府的包容和接纳。而此番在地方层面，面对为数众多的小煤矿主的合法矿产，赎买依据由政府定，作价由政府定，交割日期由政府定……只有出路是这些人自己想，其间满眼都是灰太狼做派，全无中央政策的喜洋洋味道。 此外，因为有关地方政府的短期行为，国内经济领域还忽然多了一笔横冲直撞的“煤老板”资金，构成了若干市场领域的重要变数——先据说中它们要杀到楼市，北京房价于是先和东京接轨；又据说它们要杀到股市，主板、中小板由此多了一批做梦等待解放的倒霉蛋儿。它们看上什么，什么都要折腾，它们和开发商一样人人叫骂，却少有人关心，是谁放这些害群之马破栏而出。 最后需要指出的是，私有产权对维系市场经济活力的重要性已经毋庸讳言，但我们中不少人三十年后却仍对各种管制的效率损耗认识模糊，乃至拜倒在种种虚妄的统御力脚下。其实，本届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埃莉诺·奥斯特罗姆早就说过，“那些主张管制的人没有告诉我们，他们应该按照什么方法来组织”，“它将如何获得信息，它的代理人如何选择，怎么激励他们做好工作，以及怎么对他们的工作加以监督、奖励或制裁。” 显然，把资源完全交给地方政府，未必会比放在小矿主那里更好，对当地社会更有利。在当前，各种资源价值看涨的时刻，尽管有国家、民族、战略、未来等堂皇的名头，如果在行政操作上一意孤行、忽略制度细节，甚或基层为讲求目标进度，以模棱两可的公共利益作为制订政策依据的话，将可能不仅伤害那些小矿主们，还可能伤害更多样的私有产权利益关联方，乃至伤害维系我们改革共识的民意基础，最终导致意料之外不可控的副作用。 October 19 请对我们的公积金高抬贵手由住房和城乡建设部、财政部、发改委、人民银行、监察部、审计署、银监会等七部门联合印发《关于利用住房公积金贷款支持保障性住房建设试点工作的实施意见》，这意味着中国目前最大的公共基金——住房公积金用于支持保障性住房建设的试点工作正式启动。 或许因了“保障”、“支持”等关键词，毫无疑问，此举顺利博得了广泛喝彩。但是，尽管有关政府部门宣称此举将能“提高住房公积金使用效率，增加住房公积金收益，实现住房公积金保值增值”等，但笔者却以为，在保障性住房是否是个有效的公共产品尚且存疑的时候，将全社会成员缴存的公积金用于支持保障性住房建设，恐怕还宜再三斟酌。 所谓保障性住房，目前是指政府为中低收入住房困难家庭所提供的限定标准、限定价格或租金的住房。从其演变顺序看，它先开始是专指经济适用房，后来又添进了廉租房，再后来，所谓限价房也被纳入保障性住房序列。可见，保障性住房本身的概念在扩大之中，并不稳定。而从目前的经济适用房和限价房而言，两者不仅存在模糊的交集，也和一般意义的商品房存在重叠之处。 一言以蔽之，保障性住房即使经历了愈来愈细的划分过程，但其覆盖面也并未做到足够广泛，它本身是个相当不稳定的概念。事实上，极低收入者诚然可被廉租房吸纳，但就规模极为庞大的不富不穷、不尴不尬的城镇“夹心层”而言，真正能满足经济适用房、限价房申购条件的人，规模相当有限。 特别地，在如今，经济适用房满五年可出让，不满五年也被出租的情况普遍存在，限价房领域的公平程度也在承受广泛质疑。在一般产权意义上，经济适用房、限价房其实已无异于商品房。其所谓的差异仅在于行政力所设定的购买条件。这样，换位思考的话，如果你我便是那些处在政策阳光雨露之外，苦哈哈地挣着微薄的薪水，眼巴巴地看着比翼齐飞的房价、地价，却因为据说既不够穷也不够富，因此就既买不起商品房，也不能申购限价房、经济适用房，更谈不得到廉租房的人，此番要默许自己缴存的公积金资金被动用，被用来支持仅有利于别人的房产建设开发活动，乃至坐视被支持、被保障的部分人堂而皇之地进行制度套利活动，情何以堪？这种情况，又何谈公平与合理？ 一言以蔽之，保障性住房的问题核心就在于制度设计本身的思路完全错误。从一开始就有意无意地偏离了“保障”的实质，反而异化成为新时期的“双轨制”。目前，经济适用房、限价房与商品房并存的局面，简直无异于“三轨并行”。同样是具有产权的住房，却仅因为政策设定不同，就有不同的购入价格，最终却又都可以以一个价格进入二级市场流转交易。所谓保障性住房制度实施以来，有目共睹的社会福利损失每天都在发生，却始终被普遍地漠视，实在令人称奇。 至于说到此番激活社会公积金“池水”，将有利于带动住房投资和消费，促进经济平稳较快增长等宏大目标，则更加离题万里。事实上，由公众缴纳的公积金本身是属于政策性的住房储蓄资金，其保值是首要的，增值是次要的。不客气地说，作为所有权属于社会公众个人的资金，根本没有义务来带动住房投资，更没有义务来为宏观经济平稳较快增长来承担责任。丑话说在前面，一旦出现住房公积金被政府主导投放到保障性住房领域，但却被资金使用者挪作它途的情况，则在民众利益将受到损害的同时，有关政府部门的公信力也必将荡然无存。 据此，笔者以为，保障性住房应尽快回归保障本质。只有永远无法获得产权的廉租房才是真正的保障性住房，此时，再加上投放在此领域的公积金能够获得政府承诺的补贴收益，届时或许才具有动员其来支持真正意义保障性住房建设的完备理由。
许小年：中国经济学连小学都没毕业除许先生非要把威廉姆森弄成形式正确的威廉森，其他一切都好，和牛人问答，提问者总是要充当很傻很天真的角色，同情那个记者童鞋。
您对此次两位获奖者有什么看法? 许小年：对奥斯特罗姆的工作不甚了解，威廉森是实至名归，科斯提出交易成本的概念，系统化的工作是威廉森做的。 威廉森最先把新制度经济学定义为交易成本经济学。他广泛考察和研究了资本主义的各种主要经济制度，包括市场组织、对市场的限制、工作组织、工会、现代公司(包括联合企业与跨国公司)、公司治理结构、垄断与反垄断和政府监管等等，并开创性地把交易成本的概念应用到对各种经济制度的比较和分析中，建立了一个全新的分析体系。 威廉森在1980年代初期出版《资本主义经济制度》一书，已成经济学的经典名著，影响至今不衰。可以说，他是科斯思想的集大成者，如同孟子是孔子思想的继承者和集大成者一样。 威廉森现在获奖，可能稍晚了一点，他的学术造诣超出平庸之辈不知道多少。去年获奖的克鲁格曼有什么贡献?他讲了一个国际贸易中的规模递增效益，除此之外就是纽约时报上的专栏文章。 金融危机给了政界和学界的民粹主义者绝佳的机会，民粹主义的政客捞选票可以，治国无能，民粹主义的学者网上点击率可以，治学也就拾凯恩斯的牙慧而已，如克鲁格曼之类，拿不出像样的东西来。专栏作家能得经济学奖，国内以抄抄写写讨生活的学痞们也就有了希望。 许多人把经济学奖和奥巴马获和平奖放在一起看，您觉得有着特别的联系吗? 许小年：这就是一次正常的经济学奖，没有什么更深的、特别的含义。诺贝尔奖有自己的传统和逻辑，也有自己的潜规则。大多数的诺贝尔奖还是能够得到社会承认的，但是也有一些颇具争议，不管怎么样，这两个人获得经济学奖比奥巴马得到和平奖还是恰当得多，我看不出来为什么要颁给奥巴马这个奖，可能真是找不到人了。不过这也不是诺贝尔评奖委员第一次干这样莫名其妙的事，所以也不奇怪。 经济学已经越来越数学化，模型几乎成了通行证，这次颁奖给两位不太用数学模型的学者，似乎有些特别。 许小年：确实，从科斯到诺斯、威廉森，新制度学派强调经济思想的洞察力(insight)，经济理论对经济现象的解释力，而不太使用数学模型。 数学模型在现代经济学的应用已经有些泛滥了。数学只是一种工具，不能替代思想的价值。模型高手和经济学大师的区别就如同工程师和设计师的区别，谁都知道哪个更有价值。 1959年，德布鲁用数学严格地证明了亚当·斯密当年提出的“无形之手”的有效性，但完美的数学模型是需要简化性假设的，正是这些假设扬弃了市场竞争的核心要素。 比如说，“看不见的手”实现资源配置效率的最大化，要求市场是“完美竞争”的，完美竞争市场有四个前提条件。 一是有众多的厂家和消费者，每个人都是市场中的沧海一粟，也就是每个人都没有定价的能力。但在真正的竞争性市场上，价格是一个非常重要的竞争手段，如果假设每个厂商都是价格的被动接受者，都不可能改变价格，那怎么进行竞争呢?“中国制造”靠的就是低成本、低价格。所以哈耶克讲，所谓的完美竞争，实际上是没有竞争。 第二个条件是每个厂商生产的产品全都是同样的，我们知道在现实市场中，一个非常重要的竞争手段就是产品的差异化，厂家靠自己独特的产品在市场上打开销路，你去商学院听教授讲课，每个教授都会强调差异化竞争的重要性，而完全竞争市场假设厂商的产品都是相同的，那也就没法竞争了。 第三个条件是完美信息，你如果有完美信息的话，也别竞争了，你在那里干什么事，我知道得清清楚楚，我在这里干什么事，我的竞争对手也知道清清楚楚，竞争就是要利用非对称信息。 第四个条件就是没有进入和退出壁垒，这才是市场竞争的关键，美国经济学家鲍莫尔看到了这一点，我觉得应该给鲍莫尔一个诺贝尔奖，他抓住了竞争性市场的核心。 如果追求数学形式的严密，按照德布鲁的方式去证明的话，你就会发现证明出来的完美竞争和现实世界中的竞争没有关系。数学能带给我们的东西实在是少之又少，我并不否定数学的作用，但你如果片面追求数学形式的精美，就会失去经济思想的内涵，这是非常糟糕的。 如果让您选择应该获奖，而现在还没有获奖的经济学家，您会推选谁? 许小年：德姆塞茨很好，还有法玛也不错，这两个人都是芝加哥的，也许是我个人偏好。施莱佛也不错，他应该可以得一个。去年颁奖的时候他在北京，我碰巧和他在一起，他非常关注颁奖的情况，因为有人也提到过他的名字，但是颁奖颁下来是克鲁格曼。我觉得施莱佛比克鲁格曼强多了。 近年来，每到诺奖公布的时候，网络上都会有议论，为什么没有中国人?您怎样看待这种声音? 许小年：发这种议论叫作不知天高地厚。国际上的经济学研究是大师们在做，中国经济学研究连小学都没毕业，还想拿诺贝尔经济学奖?异想天开。无知到这种程度才能产生这种程度的狂妄。 中国经济学家在这个时代的责任是什么?是应当把基础的学术体系和训练体系建得更完整，还是应当更多关注当下的现实，提出解决方案? 许小年：两者都有。在国际学术界，中国经济学家实际上有一个天然优势———中国30年经济改革的成功，可以做很多实证和理论研究，可以产生很好的学术成果，应该能够形成一些新的理论。但遗憾的是，我们做的研究太少，无论是理论还是实证的，认真的、独立的研究都做得太少。现在的经济学论文有多少篇是独立研究出来的原发性思想呢?篇篇看上去都是似曾相识。 中国经济学要摆脱矮子状态，需要起码两方面的条件，一个是学术自由和学术独立，没有学术自由和学术独立，不可能出像样的学术产品；第二个就是解决高校体制上的问题。现在高校的教授对真正的学术研究没有太大的兴趣，他们的兴趣点一个是挤进上书房，进宫召对，获得皇帝的青睐；另一个是挤进电视台和酒吧，写一些“心得”、“水煮”的故事，博得大众喝彩，获得商业上的好处。我不反对上书房和酒吧里的经济学，但仅有这些是不够的，从高校的角度来讲，要尽快跟国际接轨，建立竞争机制。 南开永远年轻zz南开大学今年90岁了。
按照当下的通例，这个值得书写的年纪可以更长一些。她脱胎于1898年的天津严氏家馆。这所清末家庭学校的书房，与今天草木葱茏的天津八里台之间，文脉未曾有一日的断裂。 寻根觅祖，追溯前身，她就能更加“历史悠久”。可是，南开大学还是老老实实地，从1919年落成开始，为自己计算岁数。 年长的学校如同年长的女士，年纪是个难解之谜。教育学者潘懋元教授说，一些大学为了标榜校史悠久，不惜牵强附会，拉长校史。而南开大学“行不更名，坐不改姓”，可谓信史。 长期观察这所学校的人相信，这是一种“非不能也，实不为也”的矜持，一种“习惯成自然”的固执。 端详这座长寿的学府，你会发现，她的确发生了很多变化，主动或者被动；你也会发现，总有一些地方是她从没变过的，有意或者无意。 真诚不改 101岁的经济学家杨敬年说：“南开大学的特点，可以用两个字概括，就是‘真实’。我说的‘真实’，就是老实、实在、朴实。” 杨敬年说，当今有股风气，好比较、好包装，做学问漂在表面，相形而言，南开沉潜踏实，不讲包装。 “南开”，中国最为驰名的学校品牌之一，天津一个区也因该校得名，在全国绝无仅有。但她的来历与风雅无关，反倒带着乡土气息——“城西南的开洼地”！即便南开造就了曹禺这样的文人，却没有谁去为她寻找一个更动人的来头。这就是南开。 杨敬年在抗日战争前夕考取南开经济研究所，后以英国牛津大学博士身份回到南开教书。他早年因将“发展经济学”带入中国而闻名，90岁后又以重译《国富论》而引人注意。 今天，这位白眉老人须先将文章复印扩大，再手持放大镜，才能看清字迹。“我到老了，101岁，还在读书，还在‘日新月异’。”他是照着校训做的。 “允公允能，日新月异。”听到著名学府的箴言，人们难免会去回忆一个久远的典故。但解读南开校训无需引经据典。它意味深长，同时平易近人。 杨敬年说，南开的“公”，就是要爱祖国，爱人民，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把个人的命运同国家、民族的命运结合在一起。“能”，就是讲究真才实学，踏踏实实做学问，踏踏实实做工作，踏踏实实做人。 如果言辞透露性格，那么在天津八里台的话语体系里，有一些大白话传了下来。南开早年因接受军阀资助而引发质疑，创始校长张伯苓解释：“美丽的鲜花不妨是由粪水浇灌出来的。” 1919年，南开大学有了第一张开学合影，96名开山弟子中，第62号学生日后尤为杰出，他叫周恩来。入校不足半年，他因参加学生运动入狱。“南开校父”严范孙以本校“严范孙奖学金”资助周恩来赴法留学，即便周恩来拒绝做他的女婿。周恩来加入共产党，有人劝严范孙停止资助，这位清朝进士答曰——“人各有志”。 周恩来被视为“南开最好的学生”。他的雕像立于该校南门，校方认为，周恩来是南开气质的示范。 这种风格，渗入到历届学生之中。30岁的美国斯坦福大学数学系助理教授韩飞，发现南开学生在外被公认为做人平和，学问很好，不事声张。今日中国发展很快，“人们似乎都很急”，他不愿母校因此变得急躁。 南开校庆征文，主办者发现，来稿多以“朴实”、“爱国”作为母校的两面，投稿人年级不同、专业不同、成就不同，这点却不约而同。 “土气”未脱 中国科学院院士张伟平说，南开的上空有一种“空气”。这是一所名校的“气场”。 22岁那年，中科院研究生张伟平参加南开的学术活动，留下一声“南开真土”。但两年以后，他便考到这里，师从“微分几何之父”陈省身。1993年留法归来，张伟平甘愿回到“土气”的大学，从助教做起。 20世纪90年代初期，一些强调量化的评价体系开始在学术界大行其道，标准之一是SCI（美国“科学引文索引”）论文的数量，相应地，高校亦以发表论文多寡考核教师。但张伟平从未遇到过这一“高压”指标。一位到访的名牌大学校长对此感到不可思议，称之为“象牙之塔”。 南开大学陈省身数学所内，常见的景象是，学生们换上拖鞋，自在闲谈。每条走廊里都有一面黑板，便于随时演算。 若以论文多寡来衡量，这个研究所连一些普通大学的数学系也不如。而陈省身数学所是一处国家级研究机构，世界级科学家陈省身及杨振宁都对它用力甚多。今天，它的12位教师中，3位是院士。 在全国名校中，南开规模最小，又是文理均分，在一些以理工科研究经费、学术成果数量为主导的排名中，难占上风。但在南开，找不出一份官方文件，证明曾向这些指标妥协过。 生物学家饶子和院士2006年调任南开大学校长，对学校生出两点惊讶：一是南开对本科教育的重视，二是南开对文科的倚重。他说，倘若南开屈从于重理轻文、重研究轻教学的风气，也可换来数字上的好看，但南开就是不为所动。 历史学家常建华认为，这是南开性格使然，而性格是难分优劣的，一面是内敛、沉潜、功底扎实，另一面也可说为木讷、保守、灵活不足。 1981年，新中国首次审核硕士、博士学位授予权。来自南开的史学泰斗郑天挺是历史学科评议组负责人之一，成员多是他昔日的同事、弟子，但他“毫不以尊长自居、自专”。后来，南开设置多年的世界史专业未获学位授予权，出人意料。本校有人表示惋惜，但郑天挺说，理应尊重同行的评定。 而今，未经郑先生“灵活”照顾的世界史专业，已是南开的招牌之一。 曾经，南开大学周身洋气。严范孙和张伯苓目睹中国任人欺辱，生出“教育救国”的理想。二人遍游海外，借鉴哥伦比亚大学等校经验办起南开。创校元老凌冰、姜立夫、饶毓泰、邱宗岳等均出自世界名校，海归占到师资力量的七成以上。除国文外，授课全用英文。 但81年前，南开大学提出“土货化”的根本方针，抱定“知中国”、“服务中国”的志愿，以解决中国问题为目标，由“洋”变“土”。 南开经济研究所，是中国第一批经济学研究生的诞生之地。杨敬年说，彼时国内高校的经济系，研究的都是外国问题。但哈佛大学博士何廉，在南开首倡“本国化经济学”，讲义以中国为样本，学生做论文须与中国有关。这很快赢得中外学术界的尊重，成为研究中国经济的权威机构。 陈省身1985年创办南开数学所，经邓小平特批，成为中国改革开放后任命的第一位外籍所长。他的初衷，是要在中国的土地上，建立高级人才的培养基地，让年轻人不必都负笈海外。 “保守”不怕 在创新的年代，南开关注的是“耶鲁大学的保守性”——这所以“日新月异”为校训的学校，反倒表现出对传统的固守。 经过1952年高校院系调整，南开引以为豪的工学被调出，成为以文理见长的综合性大学。最近一次“开枝散叶”，距今已20多年。 高校的社会学专业在1952年被撤销，1980年由社会学家费孝通主持，在南开率先恢复。一个43人的班级走出30多位教授，10多位院系主任和院长。金融系与之类似，长期独领风骚，领军人物钱荣堃，牵头设计了中国的工商管理硕士教育。 但总体而言，南开学科演化缓慢。半个世纪以来，她始终以四大支柱学科闻名，化学、数学、历史、经济，均有傲视同侪的实力。她很少跟风开辟新的领域，被时间证明成功的，多是“复建”，而非“新建”。 南开大学党委书记薛进文说：“作为一个学术重镇，有时不要怕别人说保守。”他认为，“保守性”是确保大学精神轨迹不中断的重要因素，一所好大学应有持重的一面，不能人云亦云。 几年前，有地区和企业提出，愿以数十亿元为南开建分校。这对于“数着铜板过日子”的南开，诱惑颇大。但顾及办学质量，校方放弃了“铺摊子”。 “那是真正的考验，思想斗争很痛苦。”薛进文说，“对饥肠辘辘的南开大学来说，抵制这种诱惑是很难的。从我们创办的那一天开始，就缺钱。” 初到南开时，校长饶子和试图带入一些外校的风格。但他很快意识到，作为南开校长，先谈继承，才能出新。但凡有点底气的学校，不可能朝秦暮楚。 “南开这个风格不能改，也改不了。”饶子和说，“一个名校有她的传统和风格，走自己的路，不能2000多所学校都办成一个样子，大学的自主办学要体现在办特色大学。” 对于普通学生而言，南开的“不知变通”在于细枝末节之处。譬如南开素以严格著称，一旦作弊事发，或是课业未过，多以退学告终。2009年该校有2474人拿到学士学位，而入学时则有3000人。2006年，南开对多年未能毕业的28名博士予以结业处理，打破了中国博士生教育零淘汰率的惯例。 一年一度的毕业典礼上，每位毕业生的名字都会被念到，他们轮番上台，接受学位，这在很多学校闻所未闻。 南开有则“容止格言”，“面必净，发必理，衣必整，钮必结”。 九秩校庆之年，南开没有大兴土木。相反，修了一幢老楼。学生第七宿舍早年被判为危房，曾有人提议拆除，兴建新楼，缓解校舍之紧张。但校方再三考虑，对它“修旧如旧”。 校方解释，它历史不长，但出自建筑大师梁思成的手笔，且留下了历届学生的青春记忆，不能毁于造大楼的冲动。 情怀不灭 但是，90年来，南开又的确发生了太多变化。 在这里，见不到一幢完整的古老建筑，硕果仅存的是建于1923年的思源堂。 被诗人柳亚子赞为“桃源仙境界”的校园，1937年被日军炮火夷为平地，这是抗日战争中第一所遭到轰炸的学府。日军暴行被作家林语堂写入小说《京华烟云》。 外国记者爱泼斯坦解释了原因，在他的笔下，日本军官叫嚣：“诸君，南开大学是一个反日基地。” 1934年，华北运动会，当东北选手入场时，南开拉拉队员突然列队排出“毋忘国耻”字样，随后又排出“收复失土”、“还我河山”。3万多观众鼓掌流泪，日本驻津总领事愤而离席，南京政府饬令约束学生的“轨外行动”。校长先生的训话是：“你们讨厌！”“你们讨厌得好！”“下回还那么讨厌！”“要更巧妙地讨厌！” 侵略者毁掉了南开的物质，反在南开的精神中固化了一句“越难越开”。 从那个岁月走来的93岁化学家申泮文院士说，抗日战争，南开没有出过汉奸。他认为，南开之魅力，在于“真诚的教育家办教育”，也在“爱国主义教育环境出英才”。 北京大学教授陈平原认为，如果说20世纪中国高等教育有什么“奇迹”，那么很可能不是国立大学北大、清华的“得天独厚”，也不是教会大学燕大、辅仁的“养尊处优”，而是私立学校南开的迅速崛起。 “我之谈论大学，不太涉及办学规模、经费预算以及综合实力评估，而是注重其有无独立的精神、鲜明的个性。”陈平原说。 南开，是中国人举民间力量兴学救国的范本。曾有外国教会提出收编请求，得到答复：“谢谢你，南开是中国人的学校。” “南开”，有时是个形容词，意味着老土、刻板、保守，也意味着不折腾、乐天派、“越难越开”，一种对国家不知疲倦的、属于年轻人的热情与责任。 当它回归名词，作家老舍、曹禺形容：“知道有中国的，便知道有个南开。” 在南开大学90岁这年，到此视察的国务院总理温家宝对师生发表讲话，强调“坚持走南开的道路，坚持发扬南开的品格，坚持南开的精神”。 他说：“南开人总是把自己的命运同国家和民族的命运联系在一起。无论是在战争年代，还是在建设时期，这一点表现得非常清楚。” 南开的精神，温家宝归结为“青春的精神”。他说“南开永远年青”。 关于南开，还有一点是没有变过的——校庆日。每年10月17日，南开系列学校——南开大学、天津南开中学、第二南开中学、重庆南开中学、四川自贡蜀光中学，遵循同一个传统，唱起校歌，鸣响校钟。政权更迭与世界大战，都不曾消灭这个始于1912年的习惯。 在这一天，各地校友集会，面向南开的方向深鞠一躬，礼赞她的长寿，也礼赞她的长青。 据说这是昔日南开bbs著名ID moodstation的手笔，此人又据说是今日闻人flypig的朋友，呵呵，世界总是普遍联系的。 October 15 证监会越俎代庖，基金收费改革过度超前13日，证监会发布《开放式证券投资基金销售费用管理规定（征求意见稿）》，拟引导投资人长期投资，增列短期交易的赎回费，而对持有3年以上的投资人可免收手续费。这种越俎代庖的思路，当然要引起市场的广泛争议。
同时，各种为我所不齿研究者或者一力唱好，或者一力以深谙内情状为“帮忙资金”喊冤，这里，人数最多、资金量最大的个人投资者，却成了没人待见的玩意儿。没有多少人想过一个关键问题，作为监管者，究竟是投资者的利益保护神还是行业的监督者，又或是都是，又或是都不是，事实上，近些年来，经过改革的监管制度尽管较之前已有进步，但核心问题仍未弄清楚，这也是困扰证券监管者十余年的核心问题。与其如此，不妨直接倒向投资者，为弱小的中小投资者而搭建监管框架，并同时致力于消除信息不对称。
在投资基金问题上，证监会此次的做法大大超前，毕竟市场费率有基金管理公司和投资者确定，基金公司也会根据市场反应进行适度的调节，市场的环境、氛围决定了费率结构和水平。目前的竞争环境除了少数的另类基金，多数基金的费率是适合市场需求的。
至于投资方式，恐怕没有人相信因为费率导向就会导致市场的投机气氛有所缓和，又或者能够改变中国市场的投机氛围，投资价值放在那里，至于三年之后能否因为低费率乃至零费率而收获果实，历史经验告诉我们，按照目前估值水平，费率实在不值得考虑，一个周期炒作结束后，很多好东西都会变质，而很多昔日的牛股牛基金的价格顶底差距不可以道里计。
显然的问题，还有这么多争议，可见这个国家的讨论者们多么的扯，以及行业监管者多么的糊涂，各说各话的时候，沉默的多数竟然还在支持这个行业的发展，无论股市投资者还是基金投资者，本质都是值得尊敬的，他们才是市场的中流砥柱，除此之外，目前基本没有真正的中流砥柱存在。
October 14 写在《名侦探柯南》第13集剧场版登陆之后zz感谢青山刚昌为我们编织了一个美丽的侦探梦，柯南迷如我沉浸在梦中一直到今天还不愿醒来。其实梦醒时是迟早的事情，但由衷地希望这一天能够晚一点来。因为，我们只有在“真相永远只有一个”的稚弱梦境中才能清晰地触摸到纯真过的痕迹。
Conan是我看了最久的一部影像，却从没为它写过只言片语。 这部高龄动漫陪我走过了十个年头。 于是看它变成了一种习惯， 那些所谓的犯罪手法，所谓的黑衣组织，都不再是重点， 我所关心的是那些已经亲切如友的人物，还有他们的命运及情感。 豆瓣上曾有个Conan的精简计划， 把与主干相关的集数挑出来，拨繁就简。 这样是挺方便的，减少观看的时间却不影响剧情的跟进。 只是如此以来，我们就无法体会在平淡中挖掘细节的惊喜， 也无法体会长久追随的亲切感。 conan迷们总会有两个派别：新兰派和柯哀派。 大家总爱为最后柯南/新一会跟谁在一起争执不休。 其实结局只有青山大叔自己知道， 我们只不过把情感上的倾向给予了最后的结果，却没想过人物自己的感受。 我想目前这种状况是比较平衡的， 新一变小成了柯南，与所爱的小兰生活在一起，也与知己灰原相伴。 就因为变小了，他才会理解小兰的心情，才会变得体贴温柔， 而不会像新一那样骄傲被动，长久未见只会用嘲笑兰变胖来掩饰思念。 就因为变小了，他才能和哀自然交往，才能知己般相处。 青山大叔是个青梅竹马控，相信他还会让新一和兰在一起， 否则之前铺垫的那些惊心动魄，那些百转千回，那些让人伤心的错过， 都成了空，实在是不可以接受。 至于小哀，俺其实也很喜欢她的，柯南也是吧，又是红颜又是知己的， 怎么可能不动心，只是新一这娃是个有责任感的男生， 再加上青梅竹马的感情，他只会把哀看做好朋友，很好很好可以用生命保护的朋友， 只是爱情却是他唯一不能给的东西。 而小哀又是何等聪明的女子，暗自经历了痛苦纠结，还是默默地放手了。 她对小兰的态度从敌对到化解，想必人们总是不忍心对善良的人太过残忍吧。 除了爱情，Conan里面也有很多有关亲情和友情的感动细节。 园子这个咋咋呼呼，爱花痴的大小姐，虽然满脑子谈恋爱的念头，却也单纯得可以。 而且她和小兰之间的友情，没有贫富差异没有地位高低， 记得有一部Movie，她们俩个人都被坏人劫持了， 紧要关头她们都宁可为对方牺牲自己。 善良的小兰挺身保护园子，我不会吃惊， 而娇生惯养手无缚鸡之力的园子也毅然为小兰出头，确实让我有些惊讶。 若不是足够深厚的情谊，可以做到为了朋友放弃自己么？ 还有许多许多感动的细节： 当和叶从山崖下坠落，平次抓住她的手， 和叶狠心用刀刺他的手背让他放手，平次却还是微笑着咬着牙紧紧地抓着她； 当小五郎对英里说“回家吧”被无视，却不知她把他的话录了下来，在家里反复地听； 倒计时里，哀心如死水地数着数字说这样不是更准，却被元太抱回车里“你不是一个人。” 那些可爱的人物，单纯的情感，是Conan里最温暖的元素。 现在的我之于Conan有些纠结， 希望它快点结束，可以知道结局，可以大规模地终结性地写回忆和感慨； 然而又怕它真的结束之后会产生改变习惯的不适。 不过不管它是否结束，我还是会继续习惯或去适应没有它的改变。 就像青春，拥有的时候好好享受，失去的时候也会欣然目送它的远离。 为了正义和真相柯南一直奔跑在险阻不断的道路上，这一路的遭遇给了我们这些观众太多的激情和快意，当一个个迷雾重重的案件在他的追寻之下现出真由的时候，那句“真相永远只有一个”显得更加响亮和可贵，在这个侦探梦中我们体会到了推理案件的快感和维护正义的荣耀，当然，最重要的是我们在梦境中触摸到了自己真实但又飘忽的纯真，随着年龄的增长和自身的成熟，那种不用防备的并且可以全身心投入的感情变得越来越淡薄，也只有在这种能让人想起童年味道的作品中才能真正的回忆起这丝温暖。柯南，请不要长大，因为无论何时，我们都需要时常放松在这梦境中遗忘真实。
注：电影《柯南剧场版13：漆黑的追踪者》保持了柯南这块招牌一贯的水准和不断进步的精致度。而且惊险程度大大提高，片中黑暗组织成员通过调查一步步证实柯南身份的过程扣人心弦；片尾柯南单独面对黑衣组织战斗直升机的情节险象环生，枪林弹雨中急中生智的拼命一跳使直升机破损，这一最后巧妙设计令人叫绝。
不过，这部电影的故事发生在七夕这个浪漫的日子里，而现实中的小兰和新一比牛郎和织女还更难受，因为他们就在彼此的面前却不能相认更不用提说出那句“我爱你”了。但本片中新一和小兰的感情戏显得有些弱化和保守，与前面几部剧场版中两人生离死别的动人情景来说本片借七夕之名在感情上却是一盘清淡小菜。
总体上，它是一个平衡的剧集，感动不如《摩天大楼爆炸案》和《通往天国的倒计时》，趣味不如《贝克街的亡灵》，浪漫不如《银翼的魔术师》，搞笑桥段也不如《水平线上的阴谋》，但M13就是M13，值得一看。 October 13 祝贺首位女性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必须承认，我已经对经济学最新的发展失去了兴趣。个人觉得最近十年也没什么新看头。尤其关于诺贝尔经济学奖这种东东，每年跟着人家叫好或叫倒好实在无聊。现在写点什么，主要是国内的混球太多，令人不禁怒从心头起。 《环球时报》的评论说“诺贝尔经济学奖太狭隘了”，胡扯什么“中国经济高速发展了30年，涌现了那么多为政府经济政策和社会经济生活献计献策的经济学家，却没有一个人值得获世界性的经济大奖。这不是中国人的问题，而是这个奖的问题。”看到这种粗暴混蛋外加扯淡的口号式语汇，简直让人无语。 三十年来，邻居中越南的平均增速仅次于中国，难道越南的经济学家也应该和中国所谓学者同时得奖？三十年前，日本经济牛叉得让人惊掉下巴，也没见到日本经济学家得奖。挑战一个奖项是否公允，当以现代经济学最起码的分析框架来进行探讨，看别人在其中的工作究竟是些什么，是否够格。如果完全缺乏基本的学术训练和视野，就敢于跳出来叫骂，既表达想得奖想得发疯，同时也想表达对颁奖者的不满。甚至因为阶级斗争的训练而病入膏肓，病态地相信并认为，美国人操纵了瑞典人的颁奖活动，则无论智力还是判断力，简直都可归为垃圾中的战斗机。 这种号称报道环球的媒体没有被直接注销，其长久的存在，简直说是对一个国家民众形象和正常智慧的持续侮辱。当然，拎出这个混账媒体，也因为其中犯了和ccav报道中一样的错误。因分不清企业组织和企业治理，以及企业管理的区别，直称两位为企业管理做出了多少贡献之类。事实上，组织这个重要的制度经济学名词具有特定含义，在对组织及其演进的研究中，有了交易费用、委托代理，有了产权，有了公共选择……这里的“组织”和我们习惯说的党团组织并不是一回事。 很显然，本次颁奖只能说明“美国的经济学研究仍然领先”。我也同意邹恒甫老师的观点，就已经过世的女性而言，罗宾逊夫人贡献更为杰出，但因“剑桥资本争论”的胜者——美国坎布里奇那帮人的胜利而暂时掩盖了她的贡献。相比而言，奥斯特罗姆确实不够分量，但就目前活着的女经济学家而言，或许她也是个不弱的选择。当然，此番加上威廉姆森也许仅能起到向新制度学派致敬的意味，毕竟，早先科斯、诺斯已经得了两次诺奖了。 对中国而言，作为此前新制度红火的结果，1990年代初，即已经跟风出了一堆成色还不错的新制度文献。典型的比如上海三联陈郁先生他们翻译的那些。其中，就有诺斯的《经济史中的结构与变迁》，包含有科斯重要论文的《财产权利与制度变迁——产权学派与新制度学派译文集》。后来2004年，段毅才和那谁谁吧，又翻译了威廉姆森的《资本主义经济制度——论企业签约与市场签约》，好像是商务出的。商务好像也出过奥斯特罗姆的《制度分析与发展的反思——问题与抉择》。如果这些都翻一遍，相信不会低估这两人的贡献，因此，我认为，此次理解为诺奖要弥补此前的缺憾也不为过。 此外，我个人浅陋的认识认为，未来中国经济学家并非无人有资格得奖，但仅有林毅夫先生可能是唯一一个有资格得奖的具备中国国籍的学者。他的得奖取决于中国经济更持续的增长和中国社会经济的实质性发展。除他因给出过关于改革诱致性变迁及内生增长的分析框架外，目前，国内其他人在做的工作都难说具备得奖的基本条件。当然，更多的经济学教师所谓的工作也仅仅是和我一样在为稻梁谋耳，水平尚且参差不齐，自更谈不上冲击云者。
附上《环球时报》的奇文供众位围观。 诺贝尔经济学奖太狭隘了 2009年10月13日 10:17:13 来源：环球时报
拜拜了，诺贝尔经济学奖！中国经济高速发展了30年，涌现了那么多为政府经济政策和社会经济生活献计献策的经济学家，却没有一个人值得获世界性的经济大奖。这不是中国人的问题，而是这个奖的问题。
如果说让奥巴马都意外的和平奖是对“布什的鞭挞”（卡斯特罗语），那么由美国人囊括的经济学奖则是对美国经济的讽刺。
两位美国经济学家获奖的理由都是关于治理结构的经济学，一位侧重研究政府治理结构，另一位着重公司治理结构。但是，诱发华尔街的金融风暴的乱源，恰恰是政府监管力形同虚设，公司治理和政府治理结构出了问题。诺贝尔经济学奖授予这两位主张政府和公司治理结构的政治经济学家，是对美国人的期许，还是对美国华尔街金融模式的反讽?
相比之下，具有传统政治经济学理论研究，并一直强化政企治理结构实践的中国，在金融危机时代开创出充满生机的中国经济模式，给国际社会提供了新的发展典范。
在此情势下，无论从经济理论研究，还是从中国经济的表现，为之努力的中国经济学家都配得上任何奖项。能够治理好中国，比得一百个诺贝尔经济学奖更重要。
中国从来不乏优秀的经济学家，传统的、现代的、保守的、自由的，每个体系每个学派都有自己的代表人物。由于中国由传统的计划经济过渡到市场经济，经济体制的转型为中国的经济学家提供了多维的理论表达空间和实践机会。与此同时，西方各类新潮的经济学理论也被引进中国。
可以说，改革开放的30年，之所以成为中国经济发展的黄金时代，就是因为中国经济学家百家争鸣诸子竟秀的黄金时代。
也许欧美的经济学流派更为时髦，但是其依托的市场载体只有市场经济的单极坐标。而中国经济却存在着从计划经济对接市场经济的两个维度平台。而且中国经济学家的各种理论是在摸着石头过河的改革开放实践中得以检验的。一场金融危机，更是验证了中国式监管的有效性和安全性；而危机之后的救经济举措，更确认了中国经济模式对全球经济的典范性。
诺贝尔经济学奖评委会应该换换思路了，不要在一味地钻到西方的故纸堆里去挖掘什么宝藏，而是应该抬起头来，睁大眼睛，看看当今这个世界。否则，最后的结果只能是世界对诺贝尔奖说拜拜了。
October 12 汇金的增持效应不宜被过度解读人在股市这江湖上漂啊漂得久了，忽而膨胀，忽而幻灭，因此，总是希望有些内幕、跟个强庄才心安。此种情境下，关于“国家队”、“敢死队”的种种传言，以及自告奋勇的胆大妄为者，如“带头大哥”之类，当然应运而生。如今，经历国庆阅兵、歌舞等盛景，人气相当振作，再加上汇金增持的消息，股市于是便很有些令人意外的模样。即使是有三十多个创业板公司换着班地伸手要钱，沪深主板市场也在较低的成交水平下，呈现了一个应算是相当平稳而理想的节后开局。 特别是汇金公司对工行、中行和建行新一轮的增持行为，尤其受人关注。虽然从公告测算，汇金公司此番总投入累计也不足3亿元，但要害在于其许诺将继续增持的想象力。要知道，去年9月18日，在市场低迷的时点，据说正是汇金公司入市之后，指数才初步实现企稳。彼时，汇金公司总投入据报道也不过10亿元，就成功地实现了“四两拨千斤”的效果。如此，汇金公司今天的行为又被普遍欢呼为政策面及时的利好支持，也就不奇怪了。 但需要指出的是，资本市场如果真有规律存在的话，那么唯一的规律或许就是“变”。 简言之，这个“变”就等于是说，昨天如此，今天未必如此，历史并不是总能告诉现在什么是未来。具体地说，汇金公司作为一家国有金融投资企业，以其有关银行第一或第二大股东的身份，对相关股权进行很小规模的增持，此番并不适宜被过度解读甚或被过度拔高成官方对整个市场吹响做多冲锋号的讯息。举个简单例子，即便是去年9月18日汇金公司进场之后，沪深指数实际上又从当时2000点附近，下跌到1600多点，两度跌幅也几乎接近20%。可见，除去对标的银行股的二级市场价格有一定支持作用之外，“汇金效应”也并非“专治各种下跌”的灵丹妙药。 从国际经验看，比较可信的判断现时股价低估的证据，应是上市公司在二级市场自行回购并注销股份的行为。而所谓大股东的增持、减持，内在动因和行为逻辑则相应复杂得多，其中多存在大股东自身的经营诉求，并不适宜被其他的市场参与者简单地用作有关公司价值判断的依据。当然，也更不适宜被人轻易当作整个市场判断顶底的标志。 再举一例，占据两市最大权重的中石化和中石油上市公司股权结构中，中石化集团与中石油集团的持股比例分别是76%和86%左右，较之汇金公司在三大银行当中的股权比例高得多。这样，如果有一天这两家集团因为资金因素，选择在保持绝对控股地位前提下售股，难道就要被市场理解为指数要崩盘的标志吗？ 两相对照，当立现直线思维的脆弱和简单结论的不靠谱。 更何况，汇金公司本身既非平准基金，当然也不具国家为市场背书的意义。再进一步，即使未来我们当真有了所谓平准基金，那么，从有关国家和地区看，能面对市场屡战屡胜者其实也寥寥，并不值得那些寄望暴富者委以身家重托。 客观地说，既然每个善良的投资者都希望，我国的股市能逐步发展成为一个令西方称羡的规范、成熟的市场，那么，除了监管者努力之外，投资者自己也先要在心态上成熟起来。而所谓成熟者，一曰独立，二曰从容。就像余秋雨在《苏东坡突围》一文中曾写道的那样，“成熟一种不再需要对别人察言观色的从容，一种终于停止向周围申诉求告的大气，一种不理会哄闹的微笑，一种洗刷了偏激的淡漠”。以此收尾，算是因汇金消息案例有感而发，又或许能对那些时刻纠结于恐惧与贪婪中的投资者能有所助益吧。
汇金公司增持银行股的做法是鲁莽的对三大行增持刚落幕的汇金公司火速启动了新一轮增持。今日，工商银行、建设银行、中国银行发布公告，称汇金公司于近日分别增持了工行、建行0.01%和中行0.0021%的股份，并且许诺在未来12个月将继续增持三大行股份。 此次增持的公告来自三家国有商业银行： 工商银行公告称，于2009年10月9日接到汇金公司通知，称汇金公司已于近日通过上交所交易系统买入方式增持公司A股3007.3579万股，增持后汇金公司持股比例由原来的35.41%上升至35.42%。 建设银行公告称，汇金公司已于近日增持公司A股1613.9217万股，增持后汇金公司持股比例由原来的57.08%上升至57.09%。 中国银行公告称，汇金公司于近日增持中行A股512.6029万股。本次增持后，汇金公司对中行的持股比例由67.5258%升至67.5279%。 去年9月18日，在市场极为低迷之时，汇金就曾表示，将在一年内增持三大行股份。随后一年间，汇金共增持工行2.81亿股，约占工行总股本的0.08%；增持中行8160.7万股，约占中行总股本的0.03%；增持建行1.29亿股，约占建行已发行总股份的0.06%。市场预计增持行动耗资超过10亿元。 现在的问题是，汇金的策略是对是错已经并不重要，事实证明，汇金并不总是正确。去年9月18日的上证指数在2000点附近，在汇金增持意图发布后，市场仍然下跌了四百点，也就是跌去了20%。时至今日，汇金所增持股份的盈利水平如果坚守不出的话，想来也好不到哪里去。而即使在高点逃走，又难以逃脱与民争利的嫌疑。 真正的问题核心是，汇金其实并不适宜作为发布市场风向的标志。 一者，目前汇金的资金来自国家财政，作托市资金的话，对不炒股的纳税人无疑是不公平的；而作纯以营利为目的的政府资金的话，以如此巨大资金量在内外部市场折腾，则既无隐蔽性又无足够的施展空间。 二者，如果是因为三大行股价低估，则更适当的程序无疑是回购并注销，这才是国际惯例。接二连三地由汇金这样的国有大股东买入而不知何时卖出，在当前恐怕没有太多救市意味，仅仅只有为自己即将流通股份保驾护航发布消息的意思。更何况，目前三大行的估值也并无明显优势。 所以，欠缺合理性的行为反复地做，就是鲁莽。再退一步，今天，2900点的时候，如果真有必要救市，那让证监会来做好了。只是，证监会亲手制造的投资者保护基金，每到关键时却又总不见了踪影。 补充一句，即使是明显荒唐和荒谬的行为也能得到了某些“学者”的称许，此处恕不列举，也不去反驳其无法证伪的标题党言论。刻薄地说，而今这些身在学院、心在庙堂的浑球们已经扯的不是淡，而是寂寞了。
October 10 制造泡沫不应成为被姑息的“时尚”股市总是一个能经常产出新话题的领域。这些日子，创业板上市公司的数目多且价格贵当然是既新且热的话题。所谓价贵，用专业的说法即等于高估值，通俗说法就是泡沫丰富。 当前首发股份的高估值，以及令人眼花缭乱地“群体性上市运动”，根本无从谈论理性甄别，驳杂的信息来源、众多的公司家数、广泛的行业分布，根本地不利于投资者进行冷静和理性的判断。一般地，经历各种刺激信息“地毯式轰炸”之后，多数投资者往往只能是先被消息灌晕，进而认命接受现实，再到被裹挟进场参与，倾力下注之后才算有了教训，最后才算认识风险，及至亏光之后堪称基本成熟。如此赌场般的操作弹弄后，只要进场者不断增加，能从几百万开户数扩张到上亿，则周而往复，当然也可以有阶段性的人造牛市。 上述制造泡沫的过程，总难免泡沫破灭的结果，且因投资者群体的学习效应，往往“牛短熊长”。因此，实际仅具有帮助少部分先知先觉的“大忽悠”致富的意义，而受损者往往因令人难堪的亏损及失败结果而成为沉默的大多数。 但饶是如此，在宏观境况微妙的当下，投资者总还有寻求刺激的愿望。加上远有来自纳斯达克的暴富效应，近有横向无比较的科技传说，制造泡沫、享受泡沫等坏习惯已在不知不觉间成为国产创业板市场广受容忍的新时尚。 荒唐的是，因此也很有些昔日无法获准登陆主板上市的公司，摇身一变进入创业板融资流程后，竟能获得不明真相群众的大力追捧，乃至融资不仅顺利而且能超募若干千万。如此一来，直让人感叹所谓市场有效性，在此时此地已经全然无效。在缺乏善意信息提示的情况下，仅仅因贪婪的膨胀就轻易抵消了恐惧，致令股票市场最基本的功能——定价效应完全丧失。 笔者以为，如今制造泡沫的时尚之所以被姑息，很大程度来自自上而下的盲目自信。传统上，我们惯于以货币投放对抗疲软，然后再以收缩银根对抗泡沫。从股市初创到当下，似乎管理层专擅治疗资产泡沫带来的各种“不服”，但于熊市及伴生的紧缩却颇为忌惮。因此，“防冷而不畏热”几成共识。推而广之，民间普遍相信，股市如同啤酒，有点泡沫才是正常的，顺势参与才神智正常，如果总要求清算泡沫则大逆不道。再进一步，创业板当然如同新开盖的啤酒，泡沫多点也是再正常不过。 那么，谁来为这些明显的泡沫埋单呢？ 值得关注的是，9月30日上午，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发布了主要探讨全球金融市场现状和未来风险的《全球金融稳定报告》，其中特别提出，“中国的财政刺激计划、资本流入和快速信贷增长，都可能引发不可持续的资产价格泡沫。”似有所指的善意提醒，值得决策者思考并警觉，及时付诸行动。 经验表明，之所以总有些显而易见的泡沫被无视乃至姑息，据说在于本该有所作为的决策者，背负着“明天会更好”的思想包袱，在今天大好局面中，被迫束手束脚、投鼠忌器，最终无所作为地看着时光飞过。自然，明天也总难如人意。 关于今天和明天，笔者总想起昔日热门美剧《Boston Legal》某集中来自那个黑人小女孩的清澈歌声——“明天，我们都说爱明天，因为明天总有一步之遥”。是的，其实明天之所以有希望，即在于我们在今天能够播下希望的种子，指望时间来化解矛盾、消弭泡沫的想法是懦弱而不负责任的。 明了这一切，我们就可以断定。如果，今天创业板的泡沫被姑息、被漠视，那么明天我们将注定会再次因其崩溃而承受新的痛楚。如此，要真的爱护创业板这个新生市场，避免大起大落的命运，首要的就该是让它成为一个比主板泡沫更少的市场吧。 October 09 又到一年诺奖时zz
2009年度诺贝尔各奖项得主陆续浮出水面，“华裔”科学家高锟荣膺物理学奖。 无疑，华人媒体照例要炒作一番了。 无疑，作为一个中学时深受诺奖得主传记影响，如今也从事科学工作的人，我也有很多话想表达。 对诺贝尔奖本身，它在引导学术活动，褒奖学术成果，承认学者地位方面的作用，不是我在这里讨论的。因为那属于“普世”话题，是对科学研究动机的探求，我将在我的另一篇文章《科学家的生涯》中阐述。之所以把“华裔”二字用引号括上，是因为这个定语才是我在本文想分析的。 先看看华裔诺贝尔奖得主们的背景： 杨振宁，李政道： 1957年因提出宇称不守恒理论获物理学奖（我认为这一成功还应该由吴健雄女士分享）。杨李二人都是西南联大培养出来的，赶上了五十年代理论物理和高能物理的黄金时期，赴美深造，追随名师，站在巨人的肩膀上方有此成就。这是华人第一次获奖，而且请注意，他们当时是持中华民国护照，因此是以中国公民身份而不是以美籍华人身份获奖的，虽然后来他们都加入了美国籍。在那个中国积弱不振的年代，他们的成功极大地鼓舞了海内外的中国人，大批年轻人因他们而走上物理研究的道路。 丁肇中： 1976年因发现“吉普赛”粒子获物理学奖。他在台湾长大，大一时因为偶然的机遇赴美读书深造。他的成果也是在高能物理领域。那个年代基本粒子研究很热门，发现基本粒子需要花费巨大的对撞机，艰苦持久的努力，还有运气。 李远哲： 1986年因改进交叉分子束方法获化学奖。他和丁肇中同一年出生，同一年上大学，他保送进入第一流的台大，而丁肇中那年联考没考好，只被成功大学录取。李远哲在台湾的日子比较长，研究生读完才去美国，与台湾有千丝万缕的联系，这可以解释他现在的政治作为。 DLLM： 1989年因“推动人权”方面的努力获和平奖。那几年正值全球社会主义破产，苏联解体，东欧剧变，中国也刚刚经历TAM事件。他获这个奖项“顺理成章”。政治往往使一部分人高兴的同时，也使另一部分人不高兴。站在中国人的立场上，他得这个奖项不是中国的荣耀，而是尴尬。本文不探讨政治。 朱棣文（其实更应该称他Steven Chu，因为他不懂中文）： 1997年因发明用激光“冷冻”原子的方法获物理学奖。他是土生土长的美国人，除了中国人的基因和外表，与中国毫无关系。 崔琦： 1998年因电动力学方面的成果获得物理学奖。他出生于河南农村，但是童年即去香港读书，19岁时赴美。他基本上是受美式教育长大的。 高行健： 2000年因《灵山》、《一个人的圣经》等作品获得文学奖。他出生于中国，在中国接受教育，在中国工作，也曾是体制内的人，后因持不同政见逃亡欧洲。中国文坛的人大都眼红诺贝尔奖，吃不找葡萄总会抱怨葡萄酸，加上中国政府的刻意打压矮化，他获奖的积极意义几乎被人为地削减为零。 钱永健（和朱棣文一样，我们应该叫他Roger Yonchien Tsien）： 2008年因研究绿色荧光蛋白获化学奖。大陆媒体报道他的时候，定语除了“华裔”，还要加上“钱学森堂侄”。人家是外黄内白的香蕉人，与中国何干？去年中国媒体采访钱，大意是华裔“又”拿了诺贝尔奖，是否说明中国人很聪明？你叔叔为中国两弹做出了巨大贡献，你是否感到光荣？钱说（大意）:我是美国人，在美国受的教育，在美国科研体制下工作，与中国无关。至于那位叔叔，我们全家都很遗憾他回到中国...... 高锟： 2009年因光纤通信方面的研究获物理学奖。出生于中国，大陆解放前夕全家移民台湾，在香港读中学，在英国读大学，在美国做研究。 看到以上资料，除了喜欢制造话题博得销售量和点击率的媒体，中国有什么感到自豪和骄傲的？ 我相信，在202X年，203X年，204X年，改革开放以后出生，在大陆接受大学教育，然后考CUSPEA和GRE出去的那些人，也到了出成果的年龄，也会诞生诺贝尔奖得主。可我同样相信，他们的国籍一栏，也会写着Made In USA,不是Made In China. 我长久以来有个困惑：民国是中国历史上非常黑暗非常混乱非常落后的时代，可为什么民国有那么多的大师级人物，涵盖人文科学和自然科学？而建国以后，按照官方说法，知识分子的待遇和地位前所未有的提高，科研环境前所未有的优越，为什么这60年来学术界反倒万马齐喑？甚至于那些49年前处于活跃状态的大师们，49年后也变得悄无声息了? 中国现在的科研体制脱胎于苏联模式，体制僵化，整个社会缺乏科学土壤，普通民众科学素养低下......我对此一直深恶痛绝。在《野人·华南虎·科学美国人》那篇文章里我已做了初步浅显的分析。可随着中国对外交流的加深，我们的实验室几乎可以与国外同行的进展同步了，<Science>、<Nature>上发文章也是很平常的事，为什么作为学术皇冠上明珠的诺奖却始终与我们无缘？ 是钱的问题吗? 这似乎是个合理的理由，可是这个理由在十年前还站得住脚，那时候有数据说，全中国一年的科研经费还不如麻州，然而经过十几年的嬗变，当今中国，中国学术界，并不差钱。每年天文数字的科研经费到哪里去了？即使不能恩泽每个实验室，可是中国GCD最善于的做事方式之一，就是举全国之力扶持某几个特定项目，比如航天科技，比如奥运金牌战略。明知道我们总体实力比不过外国，就把有限的资金用在某几个拳头项目上，而这些拳头都是能为执政党脸上贴金，能鼓舞全国民心的。 能源，通信，生物工程，这些或关系国计民生或有巨大商业潜力的领域，我相信国家是没少花钱的，即使不掌握具体数据，但是看看中国高校老师们的工资水平和隐形收入，我们也能“一叶知秋”。看看高锟的家庭，他的房子，他的车，在美国的中国人达到那样生活水平的不在少数。国家已经采取了很多优惠措施，吸引出去的人回国来。那些在美国大学教书的中国教授们，如果回国来，要钱有钱，要官有官，还能得到在国外得不到的尊重甚至荣耀，为什么回来者寥寥？为什么即使回来，也大都像长江学者那样，挂个名，每年大多数时间都在外国，还在中国白拿钱？再看看中国高校教师们的生活，也逐渐在赶超美国同行。可为什么，花费巨资养的这个科研队伍，却不能产出与投入相应的科研成果？ 上升到哲学层级：是中国人、东方人不善于搞科学研究吗？毕竟，科学是西方的东西啊。可是日本的诺贝尔奖得主有多少？上文开列的“华裔”诺奖得主名单也已经说明了一切。 排除了天时（人种因素），地利（科研硬件条件），那就只有人和了，是当今中国的社会体制出了问题。 首先看看居于中国学术金字塔顶端的院士制度。在中国，所谓的院士，仅仅是对一个人过去价值的肯定（王选说的，大意如此），通过院士的选举，把他的学术地位固定下来。接下来，某些（不是全部）院士一边享受副部长级待遇，频繁出席社会政治活动，一方面，已经逐渐远离学术前沿，不足以给年轻一代当导师了，甚至可以用一个文革时期的词，成为“学阀”，“反动学术权威”。这种轨迹和孑遗在“新中国”的“旧中国”大师们何其相似！我热爱和尊重那些老科学家，邹承鲁等等，还有许多人，我了解和不了解的。但我同样痛恨某些官僚化的科学家们。“学而优则仕”可谓中国的传统。我不是反对搞科学的人稍有成就就去从政，相反，我认为一个人如果发现了自己在其他方面的才能，完全可以去尝试新的领域，做出更大贡献，实现自我价值的最大化——朱棣文不也从政吗？以前的意大利总统不就是原子物理权威吗？——我所反对的是，身在学界，学术生命已经终结，却打压后辈的一些人。院士制度亟待改革，否则“庆父不死，鲁难未已”。 再看看大学教育的现状。我现在经常用“狼狈不堪，仓皇逃窜，格格不入，忿忿不平，不堪回首”来形容我的大学生涯。这里面固然有我自身的性格缺陷，但更多的，是我对我用拼搏换来的大学教育很失望。我所接触到的学生，知识贫乏得可怜，除了教科书上有限的知识，其他的了解很少。我不是一个主张“功夫在诗外”的人，我主张“术业有专攻”，现代学术转型的一个重要特点就是通才的退场和专才的登场，搞科学的人对本专业有了解有造诣就足够了。但我这里所说的情况更严重，不是学生们对其他领域不了解的问题，而是缺乏生活常识的问题。我所接触的学生（不单指理工科学生，也包括文科学生，但我这里只讨论理工科学生）都没有什么深刻的思想，从小的应试教育培养出的都是什么人啊？教科书陈旧倒也罢了，我认为还不严重，因为大学教育也只是基础教育，虽然科学发展日新月异，但是教科书有其稳定性，不能跟风，基本的知识是不变的。问题出在教育方式上，上课记笔记，考前背笔记，找往年真题研究，考试后就丢掉了——完全是为考试而学习。这样的人，即使门门一百分，年年拿奖学金，培养出来又有什么用呢？从能力角度来说，仅仅是考试机器，和学术不沾边；从人的全面发展角度来说，很多人教育缺失，人格不完整，不会为人处世，影响发展。我和一些人打交道时经常感到恐慌：“这就是我未来的同行？我怎么和这样的人扯到一块去了？”就是这些人，他们还将会去科研院校当老师，再教育他们的学生也和他们一样。 最后，再看看科研领域的运作现状。大学时期我算是“实验室的耗子”，成天泡在最基层。有时候我严肃地思考我的人生，常常怀疑我选择科学道路也许已经铸成大错，感觉自己从小对科学的热情已被消耗殆尽。从事科研的人群，和从事任何一项工作的人群一样，都是由各种人组成的，无所谓高尚，虽然受教育程度高一些。人品优劣我不加讨论，因为从事任何一项工作都要与不同的人打交道，我们只需要和自己志同道合的人站在一起。我所感到悲凉的，是搞科研的功利性。一个学者，他的待遇，在业内的地位和名声，都是与学术成果挂钩的，而学术成果又由他发表的论文、出版的著作、获得的专利来证明——这都没有错。但我看到的，却是触目惊心的学术腐败。大事我不了解，不好说，仅从我所接触到的点滴小事说起。为了发论文，我给很多杂志社投稿，看看那些杂志名录，密密麻麻林林总总，同一领域的学报杂志不下十种，连名字都难以分清，有必要那么重复建设吗？投稿过去，人家总会回绝，但门也不给你关死，暗示你需要交易——给我钱，我给你发。发文章成了学者和杂志社的交易。不单如此，发文章也成了学者内部的交易。一篇文章要发表，总要牵扯到各方利益的平衡：第一作者是真正写文章的导师，第二作者是合作者，下来是实验室主任（即使他没对论文做过有价值的贡献），导师的学生，院长院领导......一直排下去，真有点狼多肉少的感觉。这一点不止是中国，国外也一样，有本小说《诺贝尔的囚徒》就是说这事儿的。再看看一篇论文的诞生过程：实验室大老板基本是不做实验的，他们成天飞来飞去开会，出国考察，或者在电脑前看看国外同行在做什么——下面自然有整个实验室的人为他工作，发论文都会署他的名字，就像蚁后养着一窝工蚁为自己工作。他们看到现在国外什么领域比较热门，就让下面的人做，然后写报告说这是多么牛的玩意儿，要钱要设备，这些钱很大一部分都落入自己腰包了。论文东拼西凑是正常的，那些因为抄袭造假身败名裂的人唯一的错就是做得太过分被抓住了。张五常说过：“学术文章有大小之分。大的不一定长，小的不一定短。大的重于泰山，不可或缺；小的轻于鸿毛，有等于无。大的凤毛麟角，小的多如海中沙。其他的学术我不大了解，但就我所知的经济学来说，如果百分之九十九的文章从来没有出现过，人类的知识什么损失也没有。”理工科亦如是。 综合上面的因素，从学术顶端到基础教育，从宏观体制到微观运作，我们可以得出结论：中国体制下的科学家获得诺贝尔奖，还是非常遥远的事。 “淮南为橘，淮北为枳”，这是中国科技工作者的尴尬，也是中华民族的悲哀。
October 05 我国的城市化“奇迹”亟需辨证看待建国一甲子，成绩几箩筐。其中，总量层面的数据傲然乎同侪自不必说，在产业、城乡等结构领域，也很有些光鲜的指标，显示着我国经济不仅在增长，而且也在发展。近年来，随着政绩考核对短期增长速度的认可度有所降低，民生领域的城市化率（一国或地区城市人口占全部人口的比率）指标逐渐引起重视，成为用来衡量国家和地方经济发展水平的新的时髦指标。 毫不奇怪，在国家统计局为国庆总结的系列辉煌数据中，我国城市化水平的提升就赫然在列——城市化率从1949年解放初的10.6%提高到2008年的45.7%；城市总数由132个增加到655个；城镇人口达6.07亿城镇人口，百万人口以上特大城市达118座，还有超大城市39座…… 顺着这一思路放眼望去，如下结论似乎顺理成章：某地农民转换户籍成了市民，则意味着人的性质立时脱胎换骨；倘若此地若干村落进一步升格成小城镇，乃至再进入城区序列，则治理功绩差不多可算彪炳了。这么推演开来，以人的身份测算发展程度，比以人的荷包来测算，其实也先进不了太多，而以城市化衡量地方经济发展的逻辑，也并不那么牢靠。 但在主流语汇中，似乎却并未意识到上述问题的存在。乃至国庆之际，官方对此依然热望殷殷——“再过10年，城市化率可望由现在的45%左右上升到55%左右，城乡人数比将发生根本转变，”“再过40年，我国四分之三的人口将居住在更多绿地和清新空气的城市。”可见，关于市民增加、城镇增加即为发展标志的新迷信正高涨并在强化。如不尽早予以证伪，一旦城市化率指标的意义被信以为真，乃至被列入“十二五”规划目标序列之中，则害莫大焉。 先要承认，某些人对农村城市化、农民市民化的不恰当期待是有历史原因的。立国之初，我国是一个典型的农业国，执政者长久以来是在苦求工业化和工业的现代化。近些年，则是在少数地区第二产业比重滞涨时，寄望于推高第三产业比重。与此相适应，以二、三产业为支柱的城市，在现代化水平、发展层级方面，似乎理所当然地高于第一产业占据绝对比重的农村。 但也要指出，上述因历史、因国情而形成的“城市迷信论”其实是缺乏国际经验支持的。有例为证，在《2009年世界发展报告：重塑世界经济地理》中，韩国的城市化率比日本高15个百分点，而后者人均GDP约是前者一倍。目前，日本的城市化率不足70%，也不到经济地理学者认为的所谓“逆城市化阶段”。相信这两个亚洲近邻在统计口径上差距有限，但应没有多少人据此就一口咬定韩国经济发展水平领先于日本。 从此出发，当前我国以城市化、城镇化进展来衡量民生水平、经济发展的风气已应尽早引起警惕。笔者认为，城市化决非衡量经济发展水平的关键指标，低保救助、就业保障、教育公平、医疗援助等才是增长之外社会文明、经济发展的标志性举措，理应成为群众满意、政绩考核的“硬杠杠”。在国家层面，中央政府宜专注于地域、户籍间的福利取齐，推动民众族群平均福祉的公平化进程；在各地层面，地方政府宜更强调循序渐进、科学发展，既不宜以行政力直接推动新增农村人口“身份进城”，更不宜以必经过程为理由坐视或合谋地价、房价操纵。 再进一步，即使是所谓我国改革以来的城市化“奇迹”，数据基础也相当可疑：一者，上世纪八十年代的突飞猛进有“知青返城”因素存在；二者，当前的城市化率水平则因未充分纳入进城农民工而存在显著低估问题。 换言之，当前以城市化率衡量社会经济发展的做法是无法令人信赖的。如果，一任某些地方、部门醉心于城市化率指标，或者规划目标早已实现而不自觉；或者多数被置入城市丛林的人并未能享有更多绿地和清新空气；或者在有意无意中，又人为造出农村和城市、农民和市民、以及农民和农民之间新的福利鸿沟。 凡此种种，不仅是因小失大，而且几乎是南辕北辙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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