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融工作会议终于结束了，等了那么长久，开了这么两天，仔细看来，却没有什么前瞻性的部署，让人失望。

此前，有第一次金融工作会议的“救火”，有第二次金融工作会议的“转制”，这一次却只能称之为“巩固发展”。看总理讲话，无非农业金融加强（包括金融支农和农行改革）以及政策性银行商业化。当下比较急迫的综合经营问题却没有涉及，更重要地，将政策性银行转型具体化，却没有系统地对政策性金融机构转型提出方向性要求，这是“有限的发展”，在目前的情势下，似乎资产管理公司、出口信保之类的机构转型都没有了依据，如此的会议，不算成功，大约只能被称为“胜利闭幕”。

所谓政策，要求“点一点而带其余”、“四两拨千斤”，否则金融工作会都不如找几个银行行长开碰头会。

即使是点出的改革重点，我看也大有可商榷的地方。首先，农行仍然在改革中体现“支农”，那么如今实际上已经把自己定位为“金融超市”并“城市化”了的农行，到底怎么完成这个任务？开发行横跨政策性和商业性业务，怎么防范其道德风险，相当多的长期贷款，当政策性和商业性资金同时进入，将来项目情况有变，开行是否会操作商业性资金享有优先推出权？

凡此种种，具体并非不必，然而，今天我见到的具体却是事无巨细，失当！

如今，人民币升值几乎成为定见，不容讨论。凡有不同意见，一律视为不懂经济的土鳖，这很可怕。

在呼唤人民币每年升值8%的浪潮中，很少人会提及我们的主要储备品种是美元，数千亿的美元资产，在人民币快速升值之下，正逐步贬值，这没人关心，实在莫名其妙。我只想提醒一点，在人民币升值过程中，哪怕咱们确实需要升值也要提前让资产配置多元化走在前面。

庞大的外汇资产，来自直接投资，来自贸易顺差，但是归根到底都是来自劳动阶层的辛苦，没有勤恳的工人群体，fdi不会来；没有擅长忍受低福利的人群，不会有外贸优势。鬼都知道中国制造的主打品种是什么，所以，在醉心于人民币升值的快感时候，不妨仔细体味一下昔日的辛苦。人民币的快速升值有没有道理，现在竟然无人敢于争论，一面倒的风气很容易产生错误后果，我们的近代史已经出现过这样的例子。

所以，静静思索没有坏处，把标准放低些也没有坏处，对我来说，我反对人民币快速升值，毕竟我还没有从中做好受益的准备，似乎到现在也没有看到受益的方向……

支持章诒和 正告邬书林们！
            
                               沙叶新
                
    得知中国新闻出版总署副署长邬书林先生在1月11日对中国出版的八本图书的禁令，并阅读了被禁图书作者之一的章诒和先生1月19日的声明，我郑重表示：我反对邬书林的禁令，我支持章诒和的声明！

    在此，我要正告邬书林：你知道秦始皇的焚书坑儒吗？你知道清代的文字狱吗？你知道国民党的图书审查吗？你知道希特勒的文化专制吗？你知道历史对钳制言论自由、迫害知识分子的审判吗？你知道章诒和在海内外拥有多少读者吗？你身为新闻出版总署的副署长，你的禁令，只是对章诒和一个人的打压吗？不，你这是与海内外千万读者为敌！你的禁令只是对八本书的封杀吗？不，影响所及，你这是对所有在你治下的新闻记者、出版编辑们的恐吓！你知道你的禁令一下，在新闻界、出版界、写作界、知识界所引起的强烈愤怒吗？你践踏了宪法的出版自由，你剥夺了八位作家的著作权利。你这是对……同志最近关于文学艺术讲话的背叛，是对……同志提倡和谐社会的背叛，你是给共产党帮倒忙，绝对的帮倒忙！

    你知道你担当的是什么角色吗？难道你不怕吗？

    真正应该感到恐惧的其实不是被你禁止的作者们，而是你自己！因为历史已经证明以前被精神杀戮的作者们是无罪的，今后也将再次证明这次被你封杀的作者们也是无罪的。而历史将会怎么证明你自己呢？请听好：历史只能证明你是刽子手——精神杀戮的刽子手！这才可怕！

    世界上所有的刽子手都不愿意从事杀人勾当，所以他们在执行死刑时，都不得不将自己的面目用黑布蒙上。而你这次在执行精神死刑时，你没有蒙面，你公开露面了；所有的刽子手都不愿意让别人知道他们的名字，可从2007年1月11号之后世界都知道你的名字了：邬书林！
所以我真诚地告诫邬书林们：放下屠刀，解除禁令！多行和谐之善举，不做杀戮之恶事。这样历史将可能对你们是另外一种写法了。

    我是一介书生，一向不喜欢游行示威，从来不习惯声明抗议。我只会写我自己的文章。因此数十年来我对思想文化领域中的种种罪行，只是在沈默中对受害者表示同情，在忍受中曲折地表达一点愤怒。但这次我要做狮子吼了，我要公开抗议了，否则我会感到耻辱！

    美国波士顿犹太人大屠杀纪念碑上刻有马丁•尼莫拉牧师的一段著名的铭文：

    “他们先是来抓共产党，我没有说话，因为我不是共产党。他们接着来抓犹太人，我没有说话，因为我不是犹太人。他们又来抓工会会员，我没有说话，因为我不是工会会员。他们再来抓天主教徒，我没有说话，因为我是新教教徒。他们最后来抓我，这时已没有人还被留着给我说话了。”

    马丁•尼莫拉牧师早期曾作反犹的布道，他在希特勒一再的罪行前都“不说话”，最后他自己也被关入希特勒集中营。

    所以我要说话！不但为了章诒和，不但为了其他七位作者，也为我自己。

    章诒和先生先后被禁了三本书。禁她第一本书时，她没说话；禁她第二本书时，她也没说话。禁她第三本书时，她拍案而起，终于说话了！

    在禁章诒和先生的第一本书时，这次被禁的其他七位作者也没想到要公开说话，更没想到这次自己也被关进“集中营”。

    我们都曾是可悲的马丁•尼莫拉！

    但这次章诒和说话了，我也说话了。

    在黑暗中，你我都是对方的烛光；在荒漠里，每一只举起的手都是一片绿叶！

我希望所有的人都说话，这是我们的权利，这是我们的尊严，否则下一个被关进“集中营”的有可能就是你！

2007年1月20日 上海善作剧楼

按：就新闻出版署副署长邬书林今年1月11日以“因人废书”为由，封杀湖南人民出版社出版的《伶人往事》一书，损害作者为宪法所保护的文学创作权利和出版权利一事，受该书作者章诒和先生委托，本人特发出此声明。
    “声明”由章诒和先生亲笔撰写和定稿，此前与本声明不一致的文稿，概以此次所发定稿为准。
    谢谢关注。
    律师浦志强 2007年1月19日
    以下是声明的全文：

                    我的声明和态度

                                     章诒和

    2007年1月11日，在全国图书定货会开幕当日，中国新闻出版总署召集了一个“通风会”。会上，副署长邬书林先生以宣读方式公布了一份“2006  出版违规书选”，被点名的书里,《伶人往事》列于三。邬先生对出版此书的湖南文艺出版社说（大意）：“这个人已经反复打过招呼，她的书不能出，……你们还真敢出……对这本书是因人废书。”接着，自然是对该社的严厉惩处。

    邬先生说的“这个人”，指的就是我了。我是谁？我是从事戏曲研究的老研究人员，是中国民主同盟的老盟员，是退休在家的孤寡老妇。六十岁的时候，我拿起了笔，写起了往事。先说的是父辈故事，后讲的是伶人传奇。第一本书被禁（即“卖完了，就别再版了”）。虽说这是应中央统战部的要求，但权力机关已经对我的权益有所侵害。这次，邬先生没有对《伶人往事》做出任何评价，却对我本人的个人权利进行了直接的侵害。我们的宪法有明文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有言论、出版、集会、结社、游行、示威的自由。”他的“因人废书”，直指我本人，直接剥夺我的出版权，而这是一个公民的基本权利。

    我知道——在邬先生的眼里，章诒和是右派。好，就算我是右派。那么，我要问：右派是不是公民？在当代中国，一个右派就既不能说，也不能写了吗？谁都知道，只要是个社会，就有左中右，其中的左派永远是少数。我们这个国家是不是只许左派讲话、出书？广大的中间派和右派只有闭嘴。果真如此的话，我们的宪法应当立即修改，写明容许哪些人出书，享有公民的基本权利；不容许哪些人出书，不能享有公民的基本权利（其实，现在某些左派和左派官员出书之难，并不在我之下）。邬先生，您是什么派？您代表谁？在就前不久，……总理在公开场合表示——希望并要求中国的作家和艺术家能讲真话。言犹在耳哪！通风会就发出了这样的声音，宣布了这样的措施。新闻总署是国家行政机构，是国务院的下级。这不是和国务院对着干吗？邬先生，您到底想要干什么？

    借此机会，我想说明这样一个态度：从提笔的那一刻起，我就没想当什么社会精英，更没想去写什么“大”历史。我只是叙述了与个人经验、家族生活相关的琐事，内里有苦难，有温馨，还有换代之际的世态人情。我的写作冲动也很十分明确：一个从地狱中出来的人对天堂的追求和向往。因为第一本书里的张伯驹、罗隆基，第二本书里的马连良，第三本书里的叶盛兰、叶盛长连同我的父母，都在那里呢——“他们在天国远远望着我，目光怜悯又慈祥”。

    再郑重地重复一遍：我不会放弃对公民基本权利的维护，因为它维系着一个人的尊严和良知。邬先生的行为是违反宪法的！从精神到程序，他都没有遵守。官场可以盛行“一致通过”，面对领导人可以做到“聆听教诲”；与此同时，是否也可以给草民腾出一点儿空间：给他们留下一张嘴，叫他们说说；给他们留下一只笔，让他们写写。和谐社会的搭建不是靠勒紧，它需要的恰恰是松动。

    前两本书的被封杀，我均以“不在乎”应之。但事不过三。这次，我在乎，很在乎！邬先生，告诉您：我将以生命面对你的严重违法行为。祝英台能以生命维护她的爱情，我就能以生命维护我的文字。

    遵守宪法的首先该是政府。您是高官，这点应当比我清楚。

                          

                      章诒和2007，1，19

 

首先，这个所谓的"本土定价权"是否存在。所谓本土定价的权利，无疑，就是为高市盈率进行辩解，那么，今天高喊本土定价的人，有谁能解释清楚，为什么中国人，尤其是大陆人，要忍受高市盈率和没有分红的市场现状？

如果解释不清楚这个问题，就根本不存在本土定价的必要。

国际接轨是必然，但是本土特色也要承认，这其中，并不包括所谓的劣根。不分红+泡沫就是万恶之源，说白了，股权分置要解决的并非是可不可以流通的问题，而是可不可以将大股东成本拉高的问题，这个问题，我看没有解决好。

此时带病上路，即使有诸般利好，我看走的太快，老病犯了，也走不远的。

维持对市场的看法，目标3500点以上，但是并不一定要在07年达到。

同时，提醒市场风险——深圳创新高就可能做出中期头部。

 

这两个词不是我的创造，来自国开行人士的讲话。

无疑，不能说政策性金融机构与商业化经营绝对区分、视同水火，实际上，比如资产管理公司，它可以从政策性金融机构慢慢引入商业业务，这是跨领域的两种性质。但是，对于国开行这类的政策性银行，就不能如此引入商业银行业务。

商业银行和政策性银行决不能并存于一家，否则损失怎么核算，具体而言，如果商业银行部门和政策银行部门同时对一个企业放贷，同一个企业怎么可能拿到两类不同性质的贷款？以往，资产管理公司的商业化收购与政策性收购本身已经是一个怪胎了，好在还有商业化时的政策性外壳，因为政策限制，数次商业化收购其实也有政策性印记。

作为政策性银行，把国家财政的钱水一样发出去，却据说要重起炉灶走一条并行的商业化道路，怎么可能干好，怎么能防止损公肥私？

商业化方向绝非简单的方向，或者彻底的商业机构，或者向商业机构转型，绝不能有政策性金融机构兼营商业化业务的情况，在国外也许有成功案例，但是在中国，这种情况不仅是偷懒，而且是危险的。

中国证券市场火爆，除了“黄金十年”之类的说法，中信证券的ODI也是有广大响应的题材。现在的问题是，ODI会是一个真正实在的未来吗？

我认为不是。

中国制造业的优势归根结底在于两点，其一在集群优势，有效地降低了成本；其二在劳动力成本，没有工会没有社保。

如果这一套可以复制，则可以在中国从东到西地复制，甚至可以从中国到东南亚地复制，但绝不可能复制到西方国家。西方国家受到的中国产品冲击，绝大多数在低端，中国进入的唯一好处在于规避了关税壁垒，但是这不可能是大规模ODI的方向，换言之，中国作为FDI的主要流出过还不够格，虽然有储备，但是储备更多的是以国家帐户形式存在，而企业和个人仍没有具备真正盈利空间的投资领域，所以，ODI还不过是说说。

他也许属于消耗资源的大型国有企业，但绝对不属于更大多数的企业。

贫富分化是当前的事实，但我真正担心的是社会各阶层的语无伦次最终会导致所有人的心态失衡。

一个突出的表现是各说各话，似乎目前的社会公众讨论总没有交集，看到公众人士的表态有些也让人莫名其妙。比如前些日，有人反对公积金歧视低收入者，这没什么不对，但是顺带说要抵制高收入的人多交公积金，这就奇怪到家了。公积金本身是一个类似住房储蓄的交易安排，多交的人拿不到利息，这种情况反而还有利于做大资金池子，有什么坏处，我看不出来，如果要开放所有人申请，甚至允许交的少的人一样申请高额度的贷款，我看不出里面除了鼓励道德风险，还有什么更好的用意。

这是暴民的心态，沿袭了千把年的均贫，恨不得把所有人的钱都重新分配，这样的心态距离现代社会大概有几个光年吧。呵呵，其实，如此不鼓励财富积累，有了就大家穷哥们分，这怎么可能走向全体富裕呢，可惜这个不能讲，因为某人讲过，人多力量大。有人就有一切，不过没有人相信，有精英才有一切。

当然所谓的富人也有混蛋，近期有要求赦免原罪的说法。这其实根本就是个伪问题，因为原罪在中国看不见摸不着，笼而统之说要把所有起家财富不予追究，这显然不合理，也会让穷人们不爽。所以，赦免这东西，还是一个沈万三的心态--兄弟拿出点银子，你皇帝给我丹书铁券，保障我子孙永远不死。

历史啊历史，还是要多学习，君不见，所有历史上的成功商人都希望由商而学，再由学而官么，如此才得几年平安，要系统地得到庇护，根本不是求助资本阶层之外的政府能得到的结果，因为政府必须乔装出亲民的态度，来体现社会主义这个差别特征。

长期的封闭社会，让中国的民众更多地习惯于自己营造出的语境，拒绝和外部沟通的同时，更偏好用自己的语言暴力惩罚自己和他人，这是民族的悲剧，目前来看，心态和环境都没有趋向和谐的迹象。论社会财力，没有人知道深浅，甚至政府也不清楚社会财富的多少；论制度，我们的制度决计称不上保障全面，在财富总量模糊、阶层对立存在的前提下，更没有可能实现利益划转来谋求调和；论舆论，呵呵，那就是既没有公开，也没有理性，更谈不上公允和透明。

如此，看来只能让我们在谩骂中习惯花样翻新的谩骂，在指责中学会义正词严的指责吧。

 

06年最红的畅销书该算是当年明月的《明朝那些事儿》、易中天的《品三国》和于丹针对《论语》、《老子》之类的新解了。

有幸读过这些东西，说说个人印象，也许是读书品味使然，到了一个新地方，口味也会改，以前的朋友不要笑话我流俗。

明月的书纯粹是拼力气写的，我个人看，此人才气不错，但是写完了这个也别指望有什么新惊喜了，如果真能把他说的90w字弄完，此人会很累很累，而且这种类似古龙式的读史方式也比较容易模仿，进入壁垒不高，属于06年的惊喜，但不会是一个所谓的新发现。

易中天此人，如果没有一个体制内的身份，决然不会大红，此人的走红让我觉得非常意外，我原以为《品三国》内容平淡属于冤枉了此人，看了他的其他的书也非常一般，摆脱不掉后面有个小班子的印象，除了个别词语比较招人待见，其他皆不足取。讲理不新，论人没有逻辑，在本行没有出位也很正常，不足论，近日有走娱乐路线的意思，让人痛心。长线学科出来混不容易，但晚节不保也让人可惜。

于丹嘛，让我更奇怪。人不老、文笔不老到，内容谈不上新颖，当下竟然能大热，奇怪到家。以前觉得南怀瑾这类老人适合做个《别裁》、《他说》之类的，这么年轻敢挽袖子教导我们国学也算勇气可嘉，不过可嘉是可嘉，我觉得无聊。

现代人喜欢看方便面式的历史，这证明我们中很多人已经放弃了自己思考的权力，本来，历史这东西，千人千面，每个人都有不同的看法，自己秉烛夜读，多方求证本来是古人的习惯，到今天，我们全都缴枪了。

《道德经》凡五千言，没有人认真看看，其实真正看这类书的，完全能读下来，论语也不长，但都没有人看，宁可看肥皂剧，或者看天朝各地露脸的事迹自我麻痹，这种情境下，国学即使再上台面也是花瓶。我们则是看花瓶的人……

在上一代人手里，真花瓶、真古董早被砸烂，我们今天却围着赝品指指点点，可悲可怜。

这么严肃的事关民生的问题竟然被媒体、kfs、所谓学者合谋，逐步偏离讨论轨道，最后成为一个人人厌烦讨论的问题，可见大陆媒体的训练有素。可耻！
我现在最烦两个事情被整天争执，第一是kfs到底是好人还是坏人；第二个是是否有必要人人拥有住房……
kfs是商人，你请任也好，请潘也好，这些人都是商人，你为什么非要说服他们承认自己是坏蛋？人家就是为了挣钱，不需要包装，这有什么可争论的？非要看潘和任争论到狗血淋头，殊不知这都是逢场作戏，做给外人看的。干吗看到打架就high？不谈好坏，但看是否有违规，如果是合法商人，无可指摘；
第二，这个问题更奇怪，弄得一群土鳖自己都糊涂，自己是否有必要拥有产权房。按照美国标准，当然不必要，按照大陆标准，你必须有。为什么？户口制度决定了你必须有一个用来落户的房子，这就是刚性需求的病根。若非如此，哪个小鬼头吃多了要去啃老？话说回来，如果没有了反动的户籍制度，是否就天下太平呢？当然不是，据说那样就会有n亿人渴望自由到各大城市来闯祸，hoho，虽然我不这么认为。
因此，刚性需求是人造的，而不是自然的，在这个体制框架下，增加土地供给没有用，增加低价房入市没有用，最要紧的事控制土地开发时限，要让批出去的地在短时间内变成商品房，用商品控制商品价格，否则对价格的所有调控只能流于形式，最后输掉执政党的公信力。
中国的住房问题已经到了非解决不可的地步，现在的情况绝无可能在热点城市继续看到大涨，按照现行价格估算，北京月租3000左右的房子，一年不过36000，除去物业暖气和配套费用6000，出租者也就得到30000，三十年为限。毕竟我们很少看到1970年代的出租房可以租到这个价格的，不过90w，分年度折现，年金算法粗估也就80w出小头，这样的话，房龄内不过收支相抵，收益期漫长。此时继续投资介入，只能看到的是投资逐渐被摊薄，这是简单算法，也许逻辑上有毛病，但是我并不相信北京楼市会继续大涨。
万元均价基础上的大涨最终会导致这个产业被抛弃，这不是危言耸听，从现在各方面的语无伦次你就可以看到，这个产业确实已经集中了太多的病人，不但顾客病了，商人病了，监管者也病了，现在可好，本来输赢吃糖、以看狗打架为荣的媒体也病了。

昨天看电视，北京又一家开放商甩了一群业主走人了，呵呵，明摆着，如果骗了买房人，并且通过抵押骗了银行的话，可以拿两份钱，好好盖房子，只能拿其中一分钱的一部分，还要顶着“暴利”的帽子，鬼才好好干房地产呢。
hoho，装聋作哑的精英们设计出傻瓜制度然后培育了精灵古怪的商人，一起来盘剥无可奈何的所谓人民，这就是我们疯狂的时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