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月1日，杨振宁大师的行踪被媒体再次关注，他当日与美国俄亥俄大学哲学教授德里克在清华大学国学院成立大会上出现。由此，清华大学国学研究院成立的事情为人所知。

必须指出，陈平原专门考证过，所谓清华大学国学院的说法是不妥当的，虽然历史上的清华大学曾于1925年成立国学门。准确的说法是，清华学校研究院。但说国学研究院、国学院，也都可以。因为国学院不可能跟清华大学并立。换句话来说，有清华大学就没有国学研究院，有国学研究院就没有清华大学，二者在时间上是一个交替的关系。

1911年，利用美国退回的“庚子赔款”，建立了清华学堂，第二年改“清华学校”。1925年，这所学校发生了大变化。这一年，清华学校变成三个部分，第一部分是旧制的留美预备学校，第二部分是刚刚设立的大学部，第三部分是研究院。这三部分并存，互相不隶属。当时开办清华研究院，是以研究高深学术、造就专门人才为宗旨的。但是，这个研究院只有国学一门。这一点，跟北京大学一样，也跟此前此后陆续开办研究院的东南大学、厦门大学、中山大学、燕京大学一样。到了1929年6月7日，清华举行欢送首届大学部毕业生典礼，同时也是欢送最后一届研究院研究生的典礼。换句话说，这个典礼意味着国学院，或者说研究院，到此结束了。从下学期开始，清华学校三个部分合并在一起，留美预备学校取消，国学院取消，大学部扶正，清华学校正式改名为“国立清华大学”，由外交部移交教育部管辖。

1925年2月12日清华学校校长曹云祥把聘书交给吴宓，授权吴筹备研究院国学门。

1925年的9月9日，开学典礼上，校长曹云祥演讲，大意是：现代中国所谓新教育，大都抄袭欧美各国的思路，并没有对本国文化的悉心研究，本校之所以组织研究院，研究中国高深的经史哲学，而且采用科学方法，并掺加中国考据之法，是希望从中寻出中国之国魂。接下来是梁启超的演讲，题目是《学问独立与清华第二期事业》，强调清华研究院的成立，代表了清华脱离模仿的阶段，走入一个独立创业的时期。

接下来讲话的，是筹备主任吴宓，他是具体办事的人，讲清华开创研究院的志趣和经过，包括研究院本来还有自然科学、社会科学等，但没钱；没钱，那就先办国学。相对于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来说，办国学最便宜。

最早，胡适建议清华办国学要请三个人：章太炎、王国维、梁启超。但一生顺利且桃花运颇好的章太炎不愿意到大学教书，他排斥现代教育体制，坚持传统的大儒讲学的姿态。这样，吴宓算是集合了三个人手。后来，关于陈寅恪的回国，胡适的慧眼之类，大家也都早已知道。这样才有了所谓四教授云集一堂，王国维、梁启超、陈寅恪、赵元任。

他们各有所长，今人不及，成为中国近代教育史上的一段传奇。

因此，此次媒体也特地表彰了清华的苦心，这次重新成立的国学研究院设立了“梁启超讲座”、“王国维讲座”、“陈寅恪讲座”，以纪念奠立了清华文科基石的大师。这就必须指出，其实，圈里除了四教授，还有加上总闹不团结的李济，也有五大导师的说法。当然，也有所谓用吴宓替换李济的。不过，也有人指出，吴宓是研究院的主任，不是导师。而李济是讲师，算不上导师。我倒觉得，这些都无所谓，只是这次清华以所谓“四大高手”挂名四大导师的说法有些牵强。很显然，陈来（院长）、刘东（副院长）、刘迎胜、姚大力四位，有院负责人职务在身的就两位，不符合昔日传统。

我个人也认为，在当前民众、政府都没有对建国三十年后的集体癫狂充分思痛的时候，搞这种借死人出名的举措，只能是形似神不似，甚或连形似都做不到。

一个好的时代已经过去了，就再也无法复制。

昔日四教授的天赋也无法企及：王擅古史新证，梁是文史皆通，陈是当时中国最博学的人，而赵则是语言天才中的天才。结果，王自沉于1927年民主革命成功不说也罢，梁是1929年死于手术后的病痛。陈先生建国后只有两本作品，1969年死于贫病交迫；赵先生幸好从1938年起就在美国教书，1947年坚拒回国，后来得以活到90岁寿终。

可见，文运这东西，强求不得，所谓1930年代的黄金十年，看来确乎比所谓建国后的“激荡三十年”要真实得多。

清华四教授的命运固然是个大时局的缩影，但比他们更庞大的精英群体群体性湮灭更是事实。

据统计，1948年选出的八十一位国民政府中央研究院院士中，有二十四位选择了出走，占全部院士的近三成。其中十位是人文组院士，占二十八位人文组院士的三分之一强。胡适、傅斯年、梅贻琦、梁实秋、毛子水等或赴美，或去台湾，钱穆到香港办他的新亚书院。毫无疑问，更多的人选择了留下，这当中甚至包括了号称洞若观火的储安平。在1949年到来的前夜，北京大学教授朱光潜曾和其他十六位知识分子发表《中国的出路》，然而当年11月，他就在《人民日报》发表《自我检讨》，对自己的一生作了全面的否定。在胡适去国不久，他七十岁的老友、有着深厚旧学根底的史学家、燕京大学校长陈垣就发表公开信批胡，从此出卖朋友的陈获得了官方的认可……

这些现象都不是孤立的，1950年代开始，号称被动作恶的乱象已经不可回避，逐渐不可收拾。

当放弃学术功课，通过表忠心、做卧底可以换来好处，那么谁还乐意去认真做一个通识的专家？

国学以文史最为重要，而中国向来文史不可分，而文以载道，史辨忠奸，一旦大是大非都模糊了，对学问的信心也就没有了。又何况，从学生而学者，要走过相当漫长的艰苦道路。一旦学术传承断绝、学术风气恶化，则任你每年几十上百亿的投入也是白搭。

种子没了，大家只好看照片怀念那些过去的奇花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