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换一种方式来八卦July 31 如何统计收入增长才能符合民众感受每次统计局公布职工平均工资、居民可支配收入的相关情况,几乎都会引来公众或明或暗的质疑。确实,较之那个很有些晃眼的涨幅,包括笔者在内的身边多数人,都隐隐觉得自己是个失败者。这样的数据,与民众感受存在不小的差距,事实上,不仅没有起到鼓舞大家伙儿信心的作用,反而间接打击了部分心理脆弱群众的工作热情。 关于数据的讨论也不令人满意。颇有些人用“平均”这个术语来发泄私愤,其实“平均”数据无错,也是国际通行的统计公报范式。
特别在当下,中国的“财主”普遍面目不清。普罗大众仅掌握一点有关上市公司高管收入的公开信息,果真贸然启动对这些企业管理者的收入争论,并不是一个有说服力的论据,也并非足以推动收入分配体制问题解决的有力切入点。本质上,平安、招行等若干代表性的争议高管也仅是体制内的打工者,他们的收入与某些资本所有者的收益比起来不值一提,不应作为讨论重点。 真正的问题是,每年披露的居民可支配收入增长数据实在缺乏必要的信息含量,或曰属于没有营养的信息。从这些绝对数据数据,看不到结构特点,只能看到不断攀高的“喜人”景象。根据笔者收集的信息,同是在今年上半年的区间内,北京市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是12547元,比去年同期增长11.6%;上海市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13912元,比去年同期增长13.3%;广东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10293.6元,比去年同期增长10.8%。相信全国多数人都同意并相信,上述三个经济区域是中国经济增长的主要“增长极”,在这些数据背景下,上半年全国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同比增长14.4%的数据实在显得突兀和不好理解。 因此,收入分配的有关数据需要像消费物价指数(CPI)和工业品价格指数(PPI)一样,进一步推出更加清晰的结构分布数据序列。民众需要能够更清晰地看到,哪些地区的收入增加快,哪些地区的收入增加慢;哪些产业的就业者分享了经济景气,哪些产业的就业则承受了周期的压力。没有这个数据基础,即便个别政府单方面释放出诸如“分红包”之类的政策善意,也很容易演变成集体哭穷的闹剧。对中央政府而言,推出具体转移支付政策之前,也需要调整利益平衡的基本取向。 在2008这个“最困难的一年”,对升斗小民这类微观主体,最忧心的事情莫过于收入能否追的上CPI。事实上,也正因为CPI有细分的结构数据,我们才得以了解,同是在今年上半年,食品类价格涨幅20.4%,70个大中城市房屋销售价格同比上涨10.2%,其余商品价格有涨有落。从吃饭、住房的基本需要来看,即使我们承认统计局在全国采样的平均数,貌似我们仍然觉得吃不起肉、买不起房。 所以,不宜仅用增长超过CPI这种似是而非的数据结论来强调成绩。接下来,有关统计数据的改进至少应包含两个层面:首先,需要用区域分布、行业分布来更细致地刻画居民的实际收入状况,方便政府关注那些身处弱势行业、弱势地区的居民利益;其次,需要比照国际惯例,通过行业新进入者的收入状况,以及分区域的短期失业者收入与低保家庭福利水平,框定需要特别利益倾斜的群体。 让最弱势的群体生活得有尊严,应作为中国现阶段维护社会和谐、稳定的施政基础。如果笔者记得不错,本杰明·狄斯雷利曾经幽默地说过,“世界上有三种类型的谎言——谎话,弥天大谎,还有统计数字”,所以,我们期待统计当局能够善用统计工具与技巧,给我们提供更多、更有参考意义的数字。 那一场忽悠大众的“断供”潮很奇怪关于房贷“断供”的讨论竟然充斥街巷,这本是个全无意义的伪问题。
“断供”起因据说是因为房价下跌。有买房人核算成本,觉得慨然“断供”符合自身利益。这引起了专家的兴趣和恐惧,言称银行当引以为戒。于是,专家的“满嘴跑火车”间接帮了开发商,后者欣然觉得这对当前房价也能形成一定“政策支撑”……显见,这其实是个以投资者个人耍赖发端,以专家“纯理论”忽悠将问题扩大,最终将极大有利于开发商利益的逻辑圈套。 一个讨论命题在社会范围内公示是否有意义,判断依据在于它是否足够大众。可关于“断供”的讨论却和大众利益毫无关系。
投资者买房投机,目的是个人获利博差价。觉得买入的房子价格要跌,进行“止损”,这是个人抉择。“断供”之后,有信用记录污点,有个人资金亏损,都是纯个人事务,无关他人利益。 银行给投资者融资,目的是得到房贷利差收益。放贷前有首付资金要求,放贷后有分期付款约定。一旦“断供”,还有资产处置程序。银行内部那套资产保全流程,严谨得超过不少人的想象力。即使个别银行房贷比例较大,也有风险拨备等后招,非利益关联方实在没必要瞎操心。 开发商卖房子挣钱,炒地皮牟利,这是它们的本职工作。无论是按揭贷款还是一笔缴清,开发商卖出房子就拿到房款,“断供”不“断供”和卖方没有关系。即使大面积“断供”可能间接影响地产市场信心,也不是什么大事。谁都明白,搞开发也不是一个包赚不赔的行当,开发商此前也有项目烂尾、卷款消失等若干常用套路时刻准备着。 如果不是银行、地产等上市公司股东,“断供”这件事情和民众主体有什么关系?有什么必要非忽悠得“断供”已成“风潮”,世界末日即将来临一般? 导致小众话题泛大众化的背后驱动力在于以小众利益大众化为饵,让普罗大众产生广泛的紧张感,从而对形势产生误判,并进而利用“大辩论”方式,顺利衍生出有利于操纵讨论的利益群体。反正发声管道不属于沉默的多数,只要某利益群体玩弄一把“左右互博”,轻松可以得到民意不允许楼价下跌这一结论。这较之以前赤裸裸地运作暗箱政策,野蛮地以“市场”、“接轨”等名义进行剥夺,实在高级得多,也文质彬彬得多。但这种以话题为由头,以忧国忧民为姿态,以利润和利益为根本诉求的牟利本质依然不变。 “断供”真的会对社群产生压力吗?至少目前,尚看不到明显迹象。炒楼是个人的事,坏账是银行的事,销售不畅是开发商的事。此外,在7月25日,深圳银监局还告诉我们,该市个人房贷不良贷款“双降”趋势在继续,不良贷款余额为13.85亿元,比年初减少0.73亿元;不良贷款率0.63%,比年初下降0.2个百分点。很明显,所谓“断供”根本是个忽悠大众的事。 July 26 外贸顺差就是生命线来自海关的统计显示,08年上半年,中国对外贸易进出口总值继续增长。其中进口增速显著超越出口增速,拖累贸易顺差比07年同期下降11.8%,净减少132.1亿美元。由于“中国需求”雷打不动地持续扩张,令以初级产品为主的月度进口已连续三个月超过千亿美元规模,仅上半年,初级产品项下的进口增速就已接近70%。
笔者相信,即使考虑中国经济增速可能出现的短期回落,进口总量也仍会反复放大,其增速超过出口的趋势必将延续,并成为常态。如此,人民币汇率和贸易顺差间的关系,及它们一旦共振可能产生的效应,就值得未雨绸缪一番。 众所周知,中国经济奇迹基础来自成本控制下的出口导向战略。如今,土地闸门紧闭,地价、地租高企;劳动保护制度提上日程,用工成本不再低廉;经过重组引资后的银行更重视贷款质量,企业依赖间接融资渠道进行资本筹集愈发不容易……在这种情况下,以纺织、服装、鞋类为主的传统大宗商品出口增长放缓毫不令人奇怪。毕竟,这是经济自身的结构调整机制在发挥作用。而电子电器、机械设备和高科技产品也成为了新“三驾马车”,帮助维持了中国出口的增速。 依主流说法,在人民币快速升值的背景下取得上述成绩至为不易。但必须看到,中欧间的贸易总货值列所有贸易伙伴国首位的事实,且中欧贸易增速超过中美间的数据一倍有余。秘密在于,人民币兑欧元自2005年起就一直运行在下降通道,对欧贸易自然顺风顺水;而人民币兑美元反复走强,已令对美贸易增速自去年年初起便反复回落。显然,人民币汇率波动对贸易影响极大。 值得庆幸的是,7月初,欧洲央行出于抑制通胀的考虑而小幅加息25个基点,让欧元兑人民币的短期回落势头初步得到抑制,一度偏紧的中国外贸环境又有缓和。但如果放宽观察视野,将中、美、欧三大经济体的利率、货币关联纳入考量,恐怕就不宜过于乐观。现时,中国人民银行仍迟迟不肯加息,恐怕主要原因在等待美国加息的信号。毕竟,通胀之下,环球同此凉热。如中国先于美国加息,无疑将直接拉高人民币兑美元汇率,进一步打压本已走软的中美贸易顺差,并致人民币兑欧元汇率突破通道下沿。再加上三季度世界经济环境如果仍不缓解,中国一直引以为傲的贸易顺差在下半年甚至可能低于2000亿美元水平。 顺差增速下降果真值得如此忧虑吗?在国际经济环境动荡环境中,以中国为代表的新兴市场国家身处经济链条中下游,既无中心国家的国际货币武器可以输出经济问题,又不能模仿资源型国家将出口产品配比“石油美元”等国家财富进行周期套利。如要维持经济抗压能力,中国只有依靠财政盈余、外汇储备来证明对内和对外的国家实力,维护内外部的景气信心。如果微观上缺少了出口企业的盈利贡献,中观上减损了经常账户顺差余额,宏观层面的财政与外储岂不就成了“无本之木”和“无源之水”? 上述忧虑并非绝无可能。如果中国的通胀蔓延开去,迫令货币当局采取长周期、大幅度的加息举措,则可能将中国拖入物价、利率“双高”格局,并反复推高人民币汇率,使贸易顺差不断萎缩,彼时经济安全的基础———外汇储备与财政收入也将受到严峻挑战。 显见,外贸顺差就是攸关当下中国经济的“生命线”。 18398,北京房价给了大家一记耳光来自北京市统计局和国家统计局北京调查总队的“权威”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北京四环路以内住宅期房价格上涨仍然“较快”,四环路以内住宅期房价格上半年均价为18398元/平方米。这个消息确实突然。它的出现,几乎将前段时间开发商和它们的朋友上演的关于楼价“跳水”的苦情戏突然就转成了滑稽戏。当然,顺便还给因打赌出过丑的楼市多头们打了气、撑了腰、壮了胆,这不,立刻就有人跳出来要求民众尽早“认清房市规律”,赶紧“摆脱不理性期待”。 权威部门的数据给做着安居梦的百姓送了好一记大耳光。 楼市基本面发生变化了吗?没有,但北京楼价仍以快过居民收入的速度在飙涨。上半年,受到奥运景气关照的北京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不过12547元,号称增长了11.6%;受到惠农政策提振的农民人均现金收入也才6357元,据说增长了13.8%。但如果剔除上半年全市居民消费价格累计上涨6.1%的因素,上述两项收入实际增长水平就要剧降到5.5%和7.7%。而同期,北京房价不仅没有跳水,甚至连俯卧撑都没有赏脸来一个,涨幅仍高达10%以上。 现在,价格涨得让所有正常人都麻木了,却成功地维持了投机者的疯狂。学过小学算术的都明白,即使是7%左右的增长,7年时间即可翻番。而北京四环内房屋均价从2005年开始,实际增速超过了30%,这才让房价在3年内成功就翻番。这并不正常。 按北京城镇居民可支配收入简单核算,家庭年均可支配收入当在2.5万元左右。这个收入水平扣除维持生存必须的食品、服装支出和水电气等固定生活成本,所剩几何,各人心中自然有数。国际经验表明,房价/收入也就在6左右,顶天在8附近。而即使以四环内很小的住房单位算,40平米,如今也要近74万元,这样的房地产市场健康不健康,一望可知。 但偏偏就有人喜欢和正常的逻辑开玩笑,用所谓区位论、地荒论、银行破产论等奇谈怪论来欺上瞒下。事实上,今天的北京房市已经到了非常危险的时刻。君不见,一方面是大讲荒唐故事,制造难以证实的关于某富豪斥资亿元租房看奥运的神话;一方面是银根紧张,用送车送装修,无条件退房、乃至日息万分之二返款等促销手段来刺激市场。可是,尽管房地产市场可以存在区域、区位差异,但既然昨天深圳的楼市价格因为涨得过快,要受到估值引力的作用进行调整,为什么北京就不会?就不能?有些人就是不让? 经济规律决定经济现象的演变,这连马克思都承认,想来不会引发类似普世价值是否存在的无谓争论。笔者不仅相信价值规律,相信住宅价格由民众支付能力而不是由做梦能力决定,还特别相信亲民政府的执政能力。毕竟,历史经验告诉我们,没有任何一个大国可以靠房地产实现崛起。看到了这一点,在如今乱象横生的中国楼市,我们就不会迷惘。 财税增收何不用来反哺中小企业国税总局近日公布了上半年税收情况,税收收入较上年同期30.5%的惊人增幅创造了本世纪以来中国半年税收收入增幅之最。同时,上半年32553亿元的税收总额也令人惊叹,据说已超过2005年全年的税收总额(当年的数字是30866亿元)。国家财政实力增厚,当然值得庆祝。但如果将它和国内生产总值(GDP)、企业经营状况和居民收入水平等指标放一起掂量,则会发现这其中确实还有许多问题。
先比较税收总额与国内经济总量,上半年我国GDP增长不过10.4%,税收增幅显然更大些;再反观企业利润水平,今年1-5月,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实现利润同比增长也不过20.9%,这其中还要算上垄断行业的利润贡献,如果具体到规模以下大量的中小企业,利润增速可能更低,如此,税收增速确有过快之嫌。 尽管有人辩称,上半年税收增幅包含了所谓汇算清缴带来特殊增收,剔除这一因素,上半年税收总额可能并未增加。但必须看到,企业利润增长是实实在在地在减速,而同期财税收入确是在实实在在地增加。此时,如果偏执于财政记账的讨论,实在过于书生气。 之所以国家税收收入增长成为一个被众人评头品足的问题,第一个原因在于收入与其匹配的支出不大同步。以公开媒体披露的今年前5个月数据分析,全国财政收支相抵,收大于支就超过11000亿元,同比增加3162亿元。堂皇的大道理谁都懂得,但“收”增加得快,是政府从企业和居民兜里拿钱;而“支”增长得慢,且还不一定能全花在咱平头百姓头上。这一收一支、一进一出,明显一个不对等的“剪刀差”,肯定容易让我等期盼社会更和谐的升斗小民焦虑。 第二个原因在于政府收入和居民收入的增速差异太大了。全国范围内,一季度城镇居民可支配收入扣除价格因素后实际增长仅3.4%,可谓少之又少。以北京市为例,地方财政收入上半年就比上年同期增长了46.4%,受奥运经济激励的北京城镇居民同期人均可支配收入增长却不过11.6%,据说受到奥运和三农政策双重拉动的北京农民人均现金收入也不过增长了13.8%。大家都支持国库的进一步充实,但如果是以居民口袋更瘪为代价,那就不会有太多人举手了。 因此,决策者确实有必要重新审视“大河有水小河满,小河没水大河干”这个老生常谈的辨证命题,全面评估国内生产总值、企业利润乃至居民可支配收入增长显著慢于税收增长的负面效应。 年初,温总理讲过“今年恐怕是中国经济最困难的一年。”从媒体报道看,广东、浙江、江苏部分中小企业已非常困难。这些企业和上下游行业的职工都在默默承受出口萎缩、成本上升和效益下滑的困难。既然现代经济学将财政政策功能设定为具有“相机抉择”性质的“稳定器”。那么,从现实需要出发,政府就有必要通过积极的减税支持企业、居民与国家一起面对挑战。 有意思的是,汇总各类针对税收政策的建议看,调整个人所得税起征点是个办法,继续调低利息税、证券交易印花税也是个办法,降低增值税税负水平也是个办法,但当罗列出系列办法时,我们隐隐感觉到,中国的税负水平似乎过重了。 姑且煽情一点罢。在这种高税负的生存环境下,中国可敬的本土企业依然能够在过去三十年间顽强生长,较长时间内,与享受税收优惠的、或真或假的外资企业竞争、合作,于体制夹缝中赢得发展机遇;中国可爱的纳税人仍然保持对基础设施、社会保障、住房医疗等诸多令人不满的问题保持了极大宽容,在各种自然灾害突然降临时,积极参与各类救助行动,并踊跃通过慈善公益渠道奉献爱心。即使从利益补偿的角度,政府也应该通过财政渠道拿出些真金白银进行“反哺”。 下阶段,中国经济显然要更多依赖内需启动来熨平波动,而由财政主导增加转移支付、降低税负水平也应顺理成章地列入政策备选项。无论从哪个角度看,政府税收增长都实在有必要慢下来,切实将企业负担减下来。而与此同时,广大居民的可支配收入增长则应该快一点,再快一点。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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